回顧我和彭述之的歲月[1]
陳 碧 蘭
這裏我不想在這篇短文中為彭述之作傳記，而只是試圖將我從一九二五年認識他的時候起，迄至今日整整四十年中，他的思想，他在中國共產黨中的作用與活動，以及三十六年來他在托洛茨基主義運動中的作用和艱苦鬥爭的情形，作一個輪廓性的敘述。
我認識彭述之是在一九二五年秋，但我認識他的思想早在認識他本人之前。當一九二四年末，我還在莫斯科東方共產大學學習時，就從中國共產黨的機關報（嚮導）週刊和理論雜誌（新青年）上讀到他的文章。他的第一篇題為（帝國主義和義和團運動）（發表於一九二四年九月三日出版的（嚮導）週刊上），有系統地分析和闡述了從鴉片戰爭以來，即從英帝國主義以大砲轟破了中國的萬里長城後 （一八四○一四二年鴉片戰爭），中國如何逐漸成為國際帝國主義的半殖民地，詳細地引證了各帝國主義對中國的軍事、經濟、政治和文化侵略的歷史事實。由此給義和團運動確定了一個觀念：「它是中國農民群眾受了帝國主義過分壓迫而起的一種反帝國主義的民族革命運動。」因而駁斥了近代史家所謂「拳匪之亂」和一般人稱之為「野蠻排外」等污衊的傳統觀念。這不但在中國共產黨內對義和團確定了一個正確的觀念，而且在社會上，尤其在文化界掀起了一個風浪，那些有名的資產階級歷史學家和教授們（如北京大學名教授胡適之等），都高聲叫喊：「這是推翻了中國歷史的傳統觀念，這是翻案了！」
其次，給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誰是中國國民革命之領導者》一文 （發表於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出版的《新青年》雜誌上），自一九二三年初，共產國際認定中國革命是各階級的民族民主革命，因而指令中國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實行國共合作政策後，在黨內便發生了哪一個階級是這個革命的領導者的問題。因為依照國際的指示，顯然暗示著代表無產階級的共產黨不能單獨擔負領導國民革命的使命，因而必須加入國民黨，同國民黨合作。當時共產黨的領導層，在接受了國際訓令之後，便改變了原有的無產階級立場，發生了一種極右的傾向。例如毛澤東在他的《北京政變與商人》一文中（發表於一九二三年七月十一日出版的嚮導報上），他曾公然號召天津和北京的商人（即資產階級）「一齊起來和上海的商人採取一致的革命行動，商人的團結越廣，聲勢越大，領導全國國民的力量也越大，革命的成功也就越快！」（重點為我所加）這明顯地認為資產階級是國民革命的領導者。隨後，陳獨秀寫了一篇題為《國民革命與社會各階級》的文章（發表於一九二三年十二月的《前鋒》月刊第二號）。在此文中，他從中國各階級的分析和力量的對比中，所得出的結論是：只有資產階級才能領導國民革命。因一方面，這個革命是資產階級性的，同時，工人階級的數量和知識還不夠領導這個革命。這種思想在黨內引起了很多同志的混亂和迷惑。因而彭述之便針對著陳獨秀的文章，寫了（誰是中國國民革命之領導者）。他雖沒有提到陳獨秀的名字，但實際上是批評他的觀點的。[2]
彭述之在這篇文章中，把中國各階級的經濟基礎和利益，從銀行、商業、工業資產階級，一直到工人、農民、手工業者，以及一般的小資產階級，按照它們的經濟基礎和利益加以詳細的分析，從分析中指出：中國的資產階級，包括工業資產階級，都是直接或間接依靠帝國主義和軍閥的，因而絕不能堅決反對帝國主義和軍閥，而領導國民革命。而且由於害怕站在他們背後的無產階級，不可免地是反動的。因此，他得出的結論說：
「我們分析了以上各種階級……我們現在可以斷定，在物質的基礎上，在革命的覺悟上，在世界革命的環境上，以及中國各階級的利益和意識的趨向上，中國的國民革命，只有中國的工人階級配作領導者，也只有它能作領導者。」
彭述之於一九二○年秋加入共產黨，一九二一年春到莫斯科東方共產大學學習，并被選為中國共產黨旅莫支部的書記，一直到一九二四年七月他參加了共產國際第五次大會回國時為止。據同志們說，他在旅莫支部作過很好的貢獻，曾經為他們作過關於馬克思主義理論的許多報告，同他們討論各種問題，因而同志們對他很尊重。當我在那裏時，繼任的書記為羅亦農（他於一九二五年春回國，不久即任上海區委書記，一九二七年革命失敗後，死於蔣介石之手）。那時同志約近百人，有些是從法國和德國轉到那裏的，但多半是從中國派去的。我們除了正式上課外，晚上或星期日常舉行演講會或討論會。當我們討論了彭述之的《帝國主義和義和團運動》和《誰是國民革命之領導者》這兩篇長文之後，大家都一致推崇和同意他的意見。因此，在一九二五年初歡送李大釗[3]回國的晚會上，主席劉伯堅（後為馮玉祥政治部主任，亦被蔣槍斃）的致詞中，他微微地帶著驕傲的神情說：「我們這里已經回去了一枝筆，那就是彭述之同志，相信現在李大釗同志回去，對我們黨定有重大的貢獻」。「一枝筆」這幾個字在我的腦中刻下了一個深刻的印象（因我對這方面有興趣）。這也就是我在本文開始時所說的：我認識彭述之的思想早在認識他本人之前的真實情形。
彭述之自一九二四年夏回國後，除了在《嚮導》報和《新青年》上寫文章外，並參加上海地方的實際工作。當一九二五年一月中國共產黨召開第四次大會，他被選為中央委員和中央常務委員會（即政治局）的委員，並主編黨機關報《嚮導》和理論雜誌《新青年》。當我於一九二五年秋到上海後，參加上海全體女同志會議時，經過中央婦女部的負責者向警予的簡單介紹，我才知道準備在這個會議上作政治報告的便是我在莫斯科時曾經讀過他的許多文章的彭述之同志。他的態度沉靜而嚴肅，但對同志很熱誠，這便是我初次對他的印象。
在第二次革命時期
當時中常委為五人即：陳獨秀、彭述之、瞿秋白、蔡和森和張國燾，但實際上經常只有三人，蔡去莫斯科，張經常不在上海，陳獨秀經常在中央辦事處和各地來的同志接頭（述之也常去），瞿秋白由於俄文較好，經常同國際代表接觸，同時他不喜歡參加上海區委（包括江蘇、浙江、安徽三省在內）地方性的會議，也不喜歡和同志們接觸。因而參加上海區委會議的就只有彭述之。他不但代表中央常務委員出席上海區委的各種會議，而且還經常出席共產主義青年團的中央常務委員會。
由於彭述之經常參加上海區委常務委員會的會議 （我亦其中委員之一）以及其他的各種幹部會議，我和他接近的機會很多；同時，因文字工作的關係，我常到他的住所去，因他是中央宣傳部的主任，我所主編的《中國婦女》（黨中央辦的）有些重要的文章，政治的或理論的，我都要拿去給他看或者經過他修改。這樣，我和他接近的機會也就更多，經過一個相當的時期，雙方相互了解，我們便決定生活在一起。
在一九二五－－二六年初，由於五卅運動所掀起的普遍全國的反帝國主義和軍閥運動，廣大的群眾、工人、農民、學生、婦女以及一般的小資產階級的分子，都捲入於革命的浪潮中。因而，反帝國主義反軍閥的運動，以驚人的速度在全國的範圍內蓬勃地生長著。單以上海來說，在每一次事件發生後，如反奉戰爭，反對日本出兵滿洲和北京「三一八」慘案等，都曾舉行十萬人以上的龐大的巿民大會與遊行示威，以及街頭演講，反對帝國主義和軍閥的侵略與壓迫。恰在憤怒與激昂的情緒之下舉行了規模宏大的對北京「三一八」慘案的市民大會與遊行示威之後，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蔣介石在廣州發動政變的消息傳到上海，這是國共合作以來代表資產階級的蔣介石所發出打擊共產黨的第一個信號。這個事變，有如晴天霹靂一般震撼著整個共產黨。從中央到上海區委乃至每一個共產黨員，都感到震驚、憤怒和疑慮。區委常委會嚴肅地討論了這一政變之後，次日便召集活動分子會議，到會者百餘人，都盤坐在地板上，傾聽中央代表彭述之報告廣州政變的情形和中央的意見。報告完畢，群情憤慨，一致認為這次政變已經清楚地表明了資產階級的反動行為，我們共產黨也應該站在無產階級的立場土來重新考慮國共合作問題，以便確定本黨的工作方同，並要求中央迅速採取辦法以對付蔣介石。
中央委員會經過慎重的考慮，決定聯合國民黨左派及其武裝力量，並擴充共產黨員葉挺所指揮的隊伍和武裝一部分工農，準備以實力反攻蔣介石。因此，在一九二六年四月尾，中央決定彭述之以中央特派員的資格到廣東去組織特別委員會，同鮑羅庭商討如何對付蔣介石三月二十日政變的具體辦法，並表達中央的意見（我亦同去，因區委派我協助參加第三次全國勞動代表大會的上海工會代表團的工作）。由於彭述之所代表的中央反蔣的意見，以及他臨時提出的共產黨員退出國民黨，由國共的黨內合作改為黨外合作的意見與鮑羅庭所代表的共產國際繼續國共合作，支持蔣介石的政策完全不同，在彭述之與鮑羅庭之間便發生了激烈的爭論和鬥爭。結果彭述之處於孤立地位。
鮑羅庭是一個典型的善於詭辯詞令和玩弄手腕的官僚，他佩戴著十月革命和共產國際的威望，擁有大量的物質 （軍火與金錢），這便更加強了他在國民黨中和南方共產黨裏的權威。因而廣東整個省委（那時周恩來即該省委的委員之一）及其他中央委員如譚平山、張國燾等都遵從了他的意見。這樣，我們黨中央的反蔣政策，便被鮑羅庭轉變成為擁蔣的政策；彭述之所提出的退出國民黨的主張，被鮑羅庭轉變為接受蔣介石的「黨務整理案」，更進一步地把共產黨變成國民黨的附屬物了！因該案公然規定：共產黨不得批評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不得當國民黨中央黨部部長；在各地方黨委員會，共產黨員不得超過委員三分之一；共產黨中央應將所有加入國民黨的共黨名單交國民黨中央黨部保存。像這種對共產黨無異於一副枷鎖的「黨務整理案」是預先得到鮑羅庭的同意的。當然，鮑羅庭對蔣介石採取這種可耻的投降政策，也是由於共產國際的指示。
鮑羅庭為了要順利執行他所代表的共產國際，即斯大林的政策，便對廣東省委書記陳延年說：「假如彭述之不離開廣州，我不能進行任何工作。」陳延年在他的授意之下，立即寫信給上海中央總書記陳獨秀（他的父親），要求儘速把彭述之調回上海。這是彭述之第一次受到國際代表的一次痛苦經歷。
當彭述之於一九二六年六月初從廣州回到上海後，中共中央雖然被迫接受了國際對蔣介石的投降政策，但活生生的事實表明：蔣介石利用鮑羅庭的支持，他在廣東便順利地建立了他的軍事獨裁，把持了一切黨政、軍事的大權，並自任總司令準備北伐。在這種嚴重的局勢威脅之下，中共中央感到黨必須修正這個妥協投降的路線。因此，於一九二六年七月，中央委員會召開了擴大會議，陳獨秀和彭述之提出了以國民黨外之兩黨合作代替國民黨內之合作的決議，試圖擺脫國民黨的束縛而實行共產黨獨立領導工農群眾的革命方針。這個決議雖沒有正式被會議通過，但大多數同意把它呈給國際要求考慮，結果遭到了拒絕。因而中共中央只有服從共產國際的命令而繼續執行它的機會主義政策了。依照這個政策的邏輯，共產黨必須以全力動員工農群眾，支持蔣介石領導的北伐，但限制工人不要過份侵犯資本家的利益；農民不要過早侵犯地主的地產；不要在國民黨軍隊中進行共產主義的宣傳和組織，尤其不要組織工農兵蘇維埃，準備自己的政權，因為這一切都會破壞國共合作的政策，都是超過「國民革命的階段」的「極左冒險」。這樣，就把中國革命一步一步地引導走同毀滅的死巷中去了。
但彭述之始終覺得把中國革命限制於「國民革命的階段」，限制於「國共合作的範圍」是不合乎十月革命的歷史經驗的。因此，他在一九二○初寫了一篇題為《列寧主義是否適合於中國的所謂國情》一文（載於一九二七年一月廿一日的《嚮導》上）。在該文中，他除了駁斥那些認為中國的國情與俄國不同，列寧主義不適宜於中國的謬論外，他詳細地分析中國社會經濟階級關係及其在國際的地位，認為同俄國十月革命前的情形相類似，因而中國革命應當沿著俄國革命的路線走，列寧主義是完全可以適用於中國的。他承認「中國目前的革命是民族民主革命。但這個革命絕不限於民族民主，必然很快的轉向社會主義革命的方向來。」
所以他提出了「永續革命」（PERMANENT REVOLUTION）的口號，他的結論是：
「最後要明白國民革命並不是中國最後的革命階段，國民革命只是到社會主義革命之路，人類最後的真正解放只有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只有建立人類共產制度的社會。列寧主義的極終理想，便是要領導全人類由各種被壓迫的社會到共產主義的社會。所以我們應了解「永續革命」的意義，要從國民革命走到無產階級革命。 」（著重點為我所加）
隨後，彭述之又在一九二七年三月六日出版的《嚮導》週刊上寫了一篇題為《目前革命右傾的危險》。他在這篇文章中，首先指出：「中國革命全部局面已很明顯地表現出來，一方面革命勢力，特別是革命軍和工農群眾的勢力異常發展，革命的潮流愈加普遍而深入，……但另一方面……在革命隊伍中發生了一種妥協甚至反動的傾向……已公開地或秘密地企圖與敵人妥協，反對革命民眾的利益」。「這是目前革命中極危險的現象，足以毀壞全部革命而有餘」。他在這裏所指的「妥協甚至反動的傾向」，是蔣介石所代表的資產階級的反動傾向。他說：現時國民黨內所謂穩健派便完全表現其資產階級的傾向，他們「…已經看見工人農民起來不僅為一般革命的利益鬥爭，而且為自己的階級利益鬥爭，已經看見帝國主義和軍閥向他們表示讓步，如是便想停止革命的進行」，實行聯合一切買辦官僚、地主豪紳和革命的敵人，帝國主義和軍閥妥協，轉過來打擊工農群眾。因此，他強調指出：「中國革命應該創造一個革命的民主政制，而絕不應該創造個人軍事獨裁（蔣介石）……目前革命已經很迫切地需要一個革命的民主獨裁政治」廣大的工人和農民小資產階級直接參加政權和支配政權的民主政治，為工農小資產階級謀利益的政治，打擊一切反革命派並對一切反革命派施行獨裁的政治。」（重點為我所加）
彭述之上面所指出的這些意見是在上海工人武裝暴動（一九二七年三月廿一日）勝利兩個星期以前提出的，也就是蔣介石四月十二日在上海發動政變大肆屠殺革命群眾五個星期之前提出的。雖然他的「革命民主獨裁政制」還不能算是無產階級領導農民的專政，但顯然是排除了資產階級於革命政權之外，而是一個工農政府的公式，這和共產國際堅持工農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四個階級聯盟」，準備建立工農小資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聯合政府的政策，是完全不同的。而且彭述之在他的《讀了蔣介石二月廿一日的演講以後》（載於一九二七年三月十八日的《嚮導》上），盡量暴露了蔣介石的全部反工農、反共產黨和蘇俄的反革命思想和行為。他嚴重地指出：「中國將來的鬥爭便是這種革命勢力與反革命勢力（蔣所代表的）的決死戰」。（重點及括弧內五字為我所加）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彭述之早在一九二五年十月五日的嚮導上發表了一篇《上海總工會被封與上海工人今後的責任》。他在此文中說：
「要想達到中國國民革命的成功，只有中國工人起來奮鬥，起來作領導才有可能。上海是…俄羅斯的彼德格勒，俄羅斯的二月革命以及十月革命都是彼德格勒的工人為領導」。最後，他並預言：
「上海數十萬工人，在五卅運動中，在上海總工會指導之下，已經學到了許多經驗，許多革命的初步方法，將來再進一步就要走上武裝暴動的道路…就要學彼德格勒工人的榜樣，由二月革命而至十月革命。」（重點為我所加）
彭述之的預言是實現了！上海的工人為了響應北伐於一九二七年三月廿一日舉行了武裝暴動，翌日便奪取了上海租界以外的整個市區，成立了武裝糾察隊二千餘人，維持治安與秩序，工人大批地湧進工會和共產黨，呈現一幅新興無產階級政權的景象。假如當時的共產黨沒有共產國際的干涉，按照他們自己的思想（如彭述之在前面所表示的），根據俄國十月革命的教訓和他們親身所經歷的經驗，領導上海工人群眾進一步地聯合北伐軍隊中同情工人的軍隊 （當時在上海北伐軍隊中同情共產黨的佔絕大多數），同反革命的蔣介石作堅決的進攻，組織工農兵蘇維埃政權，對反革命資產階級施行獨裁。那麼，上海的工人是有可能執行彼德格勒工人的歷史任務的。
但異常之不幸，中國共產黨由於被迫遵守共產國際必須同蔣介石合作的機會主義政策，因而恰好在共產黨領導工人群眾武裝暴動勝利之後，他們在政治上卻完全解除了武裝，束手無策；只好按照共產國際所劃定的圖式，同資產階級一起組織上海的「臨時政府」。某些參加這個政府的資產階級分子則用盡怠工和破壞的手段，使得它陷於完全癱瘓，等待蔣介石的處置。在這種情形下，共產黨人不能採取有利於工人階級的任何措施。這樣，共產黨和工人群眾的手足都被共產國際的政策綑綁起來，等待蔣介石的任意擺佈！當蔣介石把鎮壓革命的一切陰謀佈置就緒之後，於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的清晨，發動了他的第二次政變，流血的慘劇便在上海開演了！這便是斯大林頑強地命令中國共產黨必須按照國共合作政策，同蔣介石合作，拚命幫助他北伐的結果：無數的共產黨人和工人群眾倒臥於血泊中，革命的果實落於蔣介石的懷抱中了！！
斯大林對於1926年3月20日蔣介石在廣州的政變既沒有任何警覺,仍舊繼續國共合作政策，支持蔣介石，因而釀成了上海四月十二日的大流血，但這次的流血還沒有沖醒他的腦袋，獲得任何教訓，只是把以前的「國共合作」改為「同國民黨左派的合作」；把以前寄託於蔣介石的希望，轉移於汪精衛吧了。中國共產黨第五次代表大會便是在斯大林這種政策的轉移之下召開的（一九二七年四月末至五月初），因而這次大會的一切決議，還是和以前一樣抑制農民的土地要求和工人的生活改善，尤其反對武裝工農，唯恐妨礙與國民黨左派合作。因斯大林認為「武漢是革命的中心」，而汪精衛的國民黨政府自會解決農民的土地問題和改善工人的生活，這便替汪精衛所領導的所謂「國民黨左派」對七月十五日「清共」舖平了道路！
恰在中共第五次大會前後，托洛茨基提出了共產黨必須退出國民黨，保存自己的完全獨立，組織工、農、兵蘇維埃來準備代替汪精衛的國民政府。但托洛茨基所提出的關於中國革命問題具有決定性的意見，都被斯大林封鎖起來，不讓中國共產黨人知道，因恐他們根據他們親身經歷的經驗，把托洛茨基的意見與斯大林意見比較一下，可能選擇前者，那就會根本推翻斯大林對中共革命機會主義的領導，可能把革命推上勝利的道路。這反過來會掘毀斯大林在蘇共的壟斷地位，這是代表蘇聯官僚特權反動利益的斯大林絕對不能容許的，因而中國第二次革命便成為保存蘇聯官僚特權利益的犧牲品！
此外，值得指出的，就是瞿秋白在第五次代表大會前私自先到武漢刊印了一個名為《中國革命爭論問題》的小冊子 （這小冊子事先不讓中常委知道）。它的內容，除了關於上海暴動的時間問題和暴動勝利後上海臨時政府的人選問題的爭論外，主要是攻擊彭述之的基本思想，即前面所敘述的彭述之所主張的「永續革命」的思想。那時瞿秋白從某些國際代表那裏嗅到了斯大林正在激烈地反對托洛茨基的一切主張，尤其反對他的《不斷革命論》。因此，瞿秋白在他的小冊子中引證了彭述之的「永續革命」這句話後，他說：「彭述之把托洛茨基主義複寫到中國來了。」實際上，彭述之當時還不知道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他只是依照自己所了解的馬克思曾經指出過的不斷革命的觀點，俄國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的教訓，以及他當時在中國革命的進程中親身經歷的經驗，從而得出中國革命是「永續革命」的結論。瞿秋白把托洛茨主義的帽子扣在彭述之的頭上，顯然是企圖以此摧毀他，並博取斯大林的眷寵。同時這個小冊子雖然以攻擊彭述之為名，但實際上暗中也是攻擊陳獨秀的。他想以此作為一枝鋒利的箭而一射雙雕：把彭述之排除於領導機關之外；把陳獨秀的總書記職撤除，好讓自己起而代之，為了要達到這個目的，他同時進行小組織，拉攏幹部，運動和聯絡國際代表。由於絕大多數幹部的反對，尤其是國際主席代表路易對瞿秋白這種陰謀詭計的行為加以干涉，陳獨秀才得以仍舊被選為總書記，但彭述之是被排除於新的中央常務委員會之外了。
在第五次大會後的一段時期內 （約從五月初至六月末），彭述之仍舊留在武漢，他一方面寫小冊子，名為（中國革命的根本問題），替所謂工農「過火」行為解釋和辯護。同時，他經常和陳獨秀接觸，談論當時愈來愈惡劣的局勢。有時我也在座，看到他們極感困惱。因他們從痛苦的經驗中，已深深感到共產國際對於蔣介石所採取的政策已完全破產，對於當時支持汪精衛的政策更由事實證明正在日漸走向絕路。尤其是陳獨秀，由於他處於黨的總書記地位，不得不執行莫斯科的政策。但在執行這種機會主義政策的過程中，他親自看到汪精衛的「國民黨左派政府」，越來越袒護反革命的軍人，打擊工農群眾運動，排斥共產黨。因此，他最後一次提出共產黨退出汪精衛的國民黨，從事獨立領導工農革命運動。但最後又遭到國際的反對。從而他便陷於消沉態度；不久他便辭職了 （由瞿秋白代理）。差不多同時，汪精衛發動了政變，這便是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五日的「清共」，中國第二次革命從此便悲慘地失敗了！
在汪精衛實行「清共」的前夕，彭述之被派到北方區去擔任書記，當他在北方正從事調整北京、天津及各地方黨部組織，實施防衛政策，重新設法接近工農群眾時，卻接到上海以瞿秋白為首的中央政治局的命令，叫北京和天津舉行武裝暴動。因自汪精衛「清共」後，共產國際便從極右的機會主義跳躍到極左的盲動主義政策；同時，召開中共中央的「八七會議」（即一九三七年八月七日的會議），為了卸脫國際領導中國革命失敗的責任，便把陳獨秀當作代罪羔羊，瞿秋白正式作了總書記，俯首貼耳的執行國際盲動主義政策。不管客觀的局勢如何，就命令賀龍、葉挺的軍隊於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舉行南昌暴動，隨即發動了湖北、湖南的秋收暴動……等。彭述之對於共產國際在武漢革命失敗之後，反而訓令中共到處舉行武裝暴動的政策，認為不但不合乎馬克思主義，而且離開了常識。他雖然無法干預這種反常和荒謬的政策，但他和北方區委的委員商議：決定採取「拖延政策」。因為他們十分清楚地看到：當時的天津和北京，在反動軍閥的嚴厲統治之下，根本沒有群眾的組織和運動，除了命令少數黨員人工地製造暴動，徒然犧牲幹部和黨員外，絕無任何結果。因此，他們只好藉口暴動的條件不成熟，需要時間準備，以此拖延下去。但瞿秋白的中央認為彭述之領導的北方區委有意抵抗國際的暴動政策，撤銷了他的書記，派蔡和森去建立北方局瘋狂地進行「暴動準備」。但暴動尚末開始，北京六十多個幹部一同被捕和槍決了！這便是共產國際的暴動政策在華北試驗的唯一後果！！
彭述之被撤職後，從北方調回上海時，正值廣州暴動失敗之後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一日舉行的），也就是斯大林的盲動主義政策在中國完全破產之後。上海的情形異常恐怖，差不多每天都有同志被捕和被槍決。黨在當時由於革命失敗，主要的財政來源只有依靠共產國際支持，而斯大林操縱的國際便更加利用財政來控制中國共產黨，支持那些俯首貼耳的領袖和幹部；而這些受國際眷寵的官僚們，尤其是瞿秋白也就利用國際的物質來控制其他的領袖和幹部。凡是表示馴服的，都可在物質方面獲得優厚的待遇，而較少危險；假如誰對當時的盲動主義政策表示懷疑，或對瞿秋白的官僚措施懷抱不滿，那就會遭到極難堪的待遇，最後則停止其工作和生活費，這對於那些以革命為職業的幹部是一個致命的威脅。因他們一向把黨當作生命寄託之所，全心全意為黨工作，把社會關係和朋友都拋棄了，甚至連家屬關係也斷絕了，因而得不到任何的援助。同時，在白色恐怖的情況之下，凡是在革命運動中曾經積極活動的知名共產黨人，絕不能到社會上去找職業，即是譯書和投稿都要化名，這又反過來加強了官僚機關利用物質來控制幹部的力量。
在上敍的情形下，彭述之所受到的待遇當然更為難堪和險惡 （我和半歲的女兒也在內）。他當時還是中央委員，但瞿秋白把持的中央並不派他任何工作，甚至中央委員會所召開的會議，也不讓他參加，盡可能地把他孤立起來，惟恐他的反冒險主義和反官僚主義的思想影響其他幹部。不久，即連對我們極微薄的生活費也停止了，述之只好化名靠譯書維持生活。
自我們從天津回到上海後，彭述之又得以重新會晤陳獨秀，從他得悉汪精衛反共後黨內發生的一切情形，並得知他於一九二七年八月和九月間曾二次寫信給黨中央，批評盲動主義的暴動政策。因此，彭和陳的政治意見不約而同地達到一致。他們對當時的中共中央，也就是對國際的冒險主義政策採取批評和反對的態度。當然，瞿秋白的中央把這種情形報告了莫斯科。因此，在一九二八年七月莫斯科召開共產國際第六次大會前，斯大林和布哈林聯名打電報給陳獨秀和彭述之（此電報還是周恩來親自送到陳獨秀的家裏的），邀請他們去莫斯科參加國際大會，企圖「說服」他們 ，否則便「扣留」他們，免使他們在中共內部發生影響。但他們對於共產國際已經失去信心和希望，而且了解它的用意，因而毅然決然地謝絕了斯大林和布哈林的邀請。
在托洛茨基主義運動中
一九二九年春，彭述之同幾個從莫斯科回來的學生作了一次長談，得悉蘇聯共產黨內部托洛茨基領導的左派反對派和斯大林派鬥爭的經過情形，以及托洛茨基對中國革命問題所發表的許多意見。同時，他們把托洛茨基關於中國問題的兩個重要文件送給彭述之，即：《中國革命的總結與前瞻》和《共產國際第六次大會後的中國問題》。
當彭述之研究了托的文件後，他立即確定了他的態度，準備在中共黨內進行為托洛茨基所領導的反對派路線而鬥爭。他之所以如此迅速地接受托的思想決不是偶然的。一方面，由於他對馬克思和列寧主義的理解，以及他對於中國革命所形成的一些正確觀念，如前面所引敘的；另方面，他在革命過程中親身經歷的失敗經驗，尤其是革命失敗後盲動主義政策所造成的悲慘教訓，所以當他看到托洛茨基精確地批評斯大林和布哈林，領導中國革命慘敗的機會主義路線和革命失敗後所採取的盲動主義政策，特別是他提出了以國民會議的總口號的防禦政策來代替當時黨陷於無出路的冒險政策時，他深深感到托洛茨基的意見，是完全正確的。而且有許多意見已經被血淋淋的事實證明是正確的預言。因此，他第二天便將托的文件送給陳獨秀研究。次日，陳獨秀來我們家裏，他說托洛茨基對於斯大林和布哈林的批評是完全正確的，尤其是他所提出的以國民會議口號為中心的防禦政策來代替盲動主義的政策，更合乎目前客觀局勢的實際需要。因此，陳獨秀和彭述之便進一步地討論如何在黨內進行左派反對派的計劃，準備集合所有不滿黨的盲動主義的幹部，來討論這兩個文件的意見，並積極進行組織左派反對派。
同時，陳獨秀和彭述之各自寫信給中央，要求在黨內發動全體黨員討論過去革命失敗的教訓和當前的政策，並要求把托洛次基所寫的關於中國革命問題的文件全部公佈出來，作為黨員討論的參考。
我們在黨內進行左派反對派的工作很順利，不到兩個月，就團結了四、五十個幹部，正式通過接受托的立場，選出了臨時領導機關三人委員會（陳獨秀、彭述之、尹寬），將所有的成員編成小組，經常集會討論各種問題及在黨內的活動等等。隨即出版一個刊物，名為《無產者》，並將托著關於中國問題的一些重要文件集成專書出版。
由於我們在黨內外的積極活動，以及陳獨秀和彭述之寫給黨中央信中意見的傳播，當時在黨內引起了極大的震動，使許多幹都發生了劇烈的動搖。因此，黨的領導機關在國際的指使之下，迫不及待地把我們一批一批地開除出黨，首先是開除陳獨秀和彭述之，隨即輪到尹實，鄭超麟和我及其他幹部。這些開除的消息，都公佈於黨的機關報《紅旗》上。但這種開除，並沒有穩定黨員的動搖，寧可說是更加劇了黨內的震動。因此，接著又有一批幹部加入我們反對派的隊伍。到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五日當我們公開發表《左派反對派宣言》[4]時，已有八十一個幹部簽名，這可說是中國共產黨史上托洛茨基主義與斯大林主義破天荒和最大的一次鬥爭和分裂。它不僅在中國共產黨內興起了巨大的震撼，而且也引起了中國社會和世界各國共產黨的注意。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那些留在黨內的老幹部，由於他們親身經歷了革命失敗和盲動主義的破產，以及官僚主義任意壓制的種種痛苦，而這時看到以陳獨秀和彭述之為首的大批幹部，曾經同他們一道在革命運動中堅苦戰鬥過的老夥伴，現在站立起來拿著托洛茨基的政綱，勇敢而堅決地同黨的領導機關進行鬥爭了。他們撫今思昔，對於這種反對派的運動不勝同情，因而黨的領導機關稱這一大批老幹部為「調和派」，意即指他們在黨的路線與陳獨秀派主張之間的調和（當時劉少奇也屬於調和派，因此將他送往莫斯科）。據完全擁護國際路線的陳紹禹 （後來改名為王明）說：「當時的調和派曾主張：那些因反對六次大會路線被開除的托陳取消派，陳獨秀和彭述之應請回到黨的領導機關中來。」（見陳紹禹著《為中共更加布爾塞維克化而鬥爭》175頁）。從他的這幾句話中，便可證明陳獨秀和彭述之等所發動的左派反對派運動在黨內影響之巨大了。
但正當陳獨秀和彭述之領導的左派反對派運動震撼著整個黨，影響了大多數的老幹部時，從莫斯科回來的一些學生，也組織了好幾個托派的組織，各自出版小刊物，它們除了互相爭吵外，便是攻擊陳獨秀和彭述之，說他們要替過去機會主義政策負責，這就意味著只有他們因沒有參加過革命失敗政策的年輕分子才配作托派。這就給黨的斯大林主義領導機關利用，大肆攻擊陳獨秀和彭述之，使那些調和派的幹都感到左派反對派的意見分歧和混亂，因而對於托洛茨基的思想也就冷淡下去了。這對於正在開始的中國托洛茨基主義運動是一個很大的打擊，當托洛茨基知道了這種情形，因而他在一九三一年初向中國左派反對派各組織建議：謀取統一。結果於一九三一年五月召開了統一會議，中國各派左派反對派的小組織才統一起來，名為「中國共產主義同盟」。
但恰當統一會議後，由於一個叛徒的告密，一大批領導幹部被捕了。彭述之和我連同四歲的女兒僅在捕探到來幾小時之前匆忙地脫逃出來，但我們家裏的全部東西、書籍和文件，包括衣物和傢具等，都被捕房沒收了。這就給我們往後的多年生活，增加了無限的痛苦和麻煩。陳獨秀這次沒有被捕，只因叛徒不知道他的住址。最可怕的，是那些叛徒們和國民黨的特務一起，經常在公園、遊戲場所、大公司門口和重要的馬路口廝守著獵獲共產黨人。假如誰遇到這種叛徒，他便把你的肩膀一拍，說：「老朋友！」那些跟隨著的便衣偵探便圍攏來把手鐐扣在你的手上，帶到附近等待著的黑色囚車上，那麼死神便會來照顧你了！
我們反對派雖然由於一批幹部被捕而遭受了挫折，有的同志因此而消沉，甚至有的離開了，但不久客觀的局勢來了一個新的轉變，那便是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帝國主義大肆侵犯東三省，以及一九三二年一月廿八日進攻上海，引起的反日運動和反對國民黨政府不抵抗主義。中國共產主義同盟在這個反日和反國民黨的群眾運動中，第一次出版了公開周刊（熱潮）鼓動群眾武裝起來抗日。我們的這種鼓動和宣傳，在學生和工人群眾中發生了相當的影響，特別在黨內的下層幹部中獲得了廣大的回聲。
當時正是王明在莫斯科支持之下，排除了李立三和瞿秋白，奪取了黨的領導機關。他在政治上對「九一八」事變的群眾反日運動，以及隨後對十九路軍（國民黨左派領導的軍隊）自動抗日的行動都採取了荒唐的教派主義立場，在黨報《紅旗》上宣傳紅軍抗日，而不號召群眾武裝抗日和支持十九路軍抗日的行動；在組織方面，把以何孟雄為首的大批的積極幹部（即「調和派」）排除於組織之外，讓他們因得不到黨的經濟援助而犧牲 （他們二十餘人在一間小旅館集會被捕一起槍決）；有的離開了黨。因而黨在當時呈現一種解體的狀態，這便替我們托洛茨基主義運動的擴展開闢了新的園地。
在這個時期，黨內許多下層幹部，看了我們的《熱潮》發表的抗日主張和對黨的斯大林主義政策的批評以及托的文件，都自動的找托派負責人，經過述之多次和他們討論後，便加入了托派，他們帶來了幾十個重要的產業支部，如郵政、電力、紗廠。這些支部所包含的人數佔上海的共產黨員半數以上。因而左派反對派在上海的工人運動中取得了領導的地位，領導了好幾次重要的罷工，並得到了相當的勝利。
在同一時期內，除上海外，北京、武漢、南京以及華南的廣東、香港等地的托派運動，都有新的發展。
同時，在社會主義的思想文化方面，我們托派也作出了很有價值的貢獻，首先是述之受一個左傾出版公司委託主編一個名為《動力》的學術雜誌、以托洛茨基的觀點解釋中國社會的性質和其他的哲學政治問題等，發生了相當的影響。隨後這個雜誌改名為《讀書雜誌》，由另一人主編，但述之介紹了一批托派分子在該雜誌上寫稿，繼續討論中國社會性質和批評斯大林派斷言中國社會為封建經濟佔優勢的思想，這便掀起了關於中國社會性質和一些革命理論問題的論戰，廣泛地反映了托派思想與斯派思想的分歧。在這次論戰中，托派的觀點是佔著上風的。因而托派思想在一般左傾的分子中發生了很大的影響。此外，述之又介紹了一批托派分子翻譯關於社會科學、哲學、馬克恩和列寧的某些著作以及托洛茨基的自傳（前一部分）等，在一些左傾的書店出版，當時大多數左傾的書店都圍繞於我們的周圍。
但從我們私人生活方面說，由於述之將全部的時間和精力都消耗在運動上，以致把維持生活的唯一手段一一譯書的工作經常停頓下來，同時我也不能到社會上去找職業，因而我們的生活便陷於狼狽不堪的境地。我常常到米店去賒米，經常踏當舖的門檻。有時述之因整天和同志們談話或開會，只是買一個沒有夾心的小麵包來充飢；深夜回來時因身上沒有錢買電車票，往往從很遠的地方步行回來。這樣的生活延長了好幾年。
正當我們的運動已經穫得如上的成果，而且正在同前邁進時，在一九三二年十月十五日陳獨秀和彭述之等十餘人一同被捕了！這對於我們的運動幾乎是一個致命的打擊。尤其是在精神方面，同志們都陷於異常痛苦和頹喪的深淵。隨後不久，跟踵而來的災禍又降臨了，從黨裏轉過來的那些重要幹部全都被捕了，因而差不多所有的工人支部都和組織脫了節。於是我們在上海的工人基礎完結了！剩下來的知識份子的大多數，不是自動離開另謀生活出路，便是陷於痛苦消沉的狀態，只有極少數的幹部來維持殘局。因此，中國的托派運動，在往後的數年中，完全陷於孤立和停滯的狀態之中。
自陳獨秀和彭述之等被捕後，全國各大報都登載他們的消息，尤其當他們被一列專車戒備森嚴地從上海送往南京的軍法處的消息傳出後，許多名人（如前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孫中山遺孀宋慶齡及其他一些著名教授等）紛紛打電報給蔣介石及其政府，要求將陳彭等送往司法機關公開審判，因恐軍事法庭將他們秘密處死。結果，他們被移交南京地方法院準備公開審判，他們的審訊，差不多經過了兩年，各大報經常刊載關於他們的消息。
國民黨政府以「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控告陳獨秀和彭述之，因而他們各自寫了一個辯訴狀，並聘請了幾位律師。彭述之在他的辯訴狀中，除了指責國民黨政府對日帝國主義的侵略採取不抵抗政策是「真正危害民國」，以及它對人民任意壓迫，剝奪人民應享的民主和自由的權利外，並宣稱「只有共產主義才能挽救中日免危亡」。在公開審判的那一天（這是國民黨政府所捕共產黨人的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公開審判），審判廳裏擠滿了人，國民黨的統治者如陳立夫等則在幕後竊聽。彭述之在他為自己辯護的演辭中，勇敢地毫無顧忌地攻擊了國民黨的對內對外政策，宣傳他所信仰的共產主義思想。因此，國民黨的統治者如陳立夫之流，特別仇恨他。在第一審中，陳獨秀和彭述之被判徒刑十三年，其他的人五年。經過上訴後，陳彭的徒刑減為八年。（事實上因中日戰爭監獄被炸毀，只有整整五年）送在南京模範監獄。
彭述之在監獄的整整五年中，由於「生活的安定」，他把監房當作「研究室」，他閱讀了無數本有價值的書籍，從馬、恩、列、托的著作乃至歷史（中國史和西方史），哲學自然科學和文學等著作無不研讀。因他一向對於各種學問都感興趣，甚至研究基督教和佛教的起源及其中所包含的社會思想。因此，他在五年監獄中的生活，完全是閱讀和研究學術的生活，但在監獄的第二年，由於蘇聯問題和無產階級專政與民主的問題，彭述之同陳獨秀之間發生了嚴重的分歧，引起了激烈的爭論（關於這些問題述之曾寫了一些文件），以致他們多年來親密合作和私人最好的友誼破裂了；差不多同時，同他一起被捕的弟弟彭道之 （從莫斯科留學回來的托派最積極的幹部之一）又病逝於獄中（因無錢醫治）。這兩件事給了他精神上以沉重的打擊（從他當時寫給我的信中表現出來）。幸而他的性格堅強，冷靜而又具有極大的耐心，，能夠忍受一切痛苦。他除了把全副精神寄託於研究工作，以消除痛苦外，從我和他的經常通信中也穫得了一些安慰。
在述之被監禁整整五年的悠長歲月中，就我個人來說，飽受了「伴侶生離」的痛苦和生活上的重壓（我要養育兩個孩子）；抵抗了各種各式的威脅和誘惑。但最感痛苦的便是政治方面的孤立，無論我參加任何左派的團體或政治學術的研究會議，所碰到的全是斯大林主義者和他們的同情者，很少有一個托派。他們始而對我採取同情和友好的態度，甚至在職業方面幫助我，企圖爭取我。但當他們派人公開同我談判，向我建議重新回到黨裏面去，我坦白地表明我的政治立場而拒絕他們的建議後，他們在一切群眾活動的場所就把我封鎖起來了。
當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日帝國主義進攻中國時，以大批飛機轟炸南京，模範監獄亦被炸毀，有一顆炸彈落在彭述之所住的監房側面，他幾乎畢命，失去知覺好久才清醒過來。由於監獄被毀，監獄當局得到司法部的允許，將所有的政治犯釋放。陳獨秀和其他幾個同志都釋放了，但陳立夫主張把彭述之留下（因彭的辯訴狀和審判時的演說最激烈地攻擊國民黨當時的對內對外政策），準備送到安徽的監獄去，實際上是準備把他秘密處死。但監獄長認為：既已釋放同他一起被捕的陳獨秀等，只留下彭述之一人太不合理，於是他立即請示司法院長。結果彭述之在陳獨秀等出獄數日之後，才被釋放出來。但當他從南京到上海的途中，火車又被日機轟炸，他又幾乎炸死，爬到稻田里躺下，然後再設法轉乘火車到上海。
彭述之回到上海時，正值全國抗日運動高潮時期，但留在上海的托派還不到一打人。雖然名義上還保存一個組織，但同各地方星散的托派沒有聯系。述之為了適應當前抗日運動的潮流，重新整理組織，召集曾經留在上海和從監獄出來的幾個幹部的臨時會議，通過抗日戰爭的決議案，主張以全力支持國民黨的武裝抗日，但在政治上批評它的反動政策，並選出了臨時的中央領導機關，秘密出版《鬥爭》機關報。在一個相當的時期，把各地方的小組織聯系起來了。由於客觀局勢有利於群眾運動，托洛茨基主義的影響，在上海、北京、廣東、廣西和浙江等地逐漸擴展起來，組織日有發展，因而我們的運動又開始復興起來了。但當我們的運動正在開始復興時，發生了兩件極重要的事件：
第一，斯大林黨公然在它的報紙上造謠說陳獨秀和彭述之領取日帝國主義的金錢為它服務，從此稱托派為「托派漢奸」；隨後，斯大林黨在上海所控制的四家日報同日登載消息，說彭述之和剛被國民黨特務暗殺的大漢奸李國傑是密友，企圖唆使國民黨的特務或它自己的特務以漢奸的名義暗殺彭述之，經過法律的控訴，才迫使斯大林黨的報紙申明所載消息並非事實。
第二，陳獨秀主張無條件地支持蔣介石領導的抗戰，因而反對我們的機關報在政治上批評國民黨，這便在我們的組織內部引起了嚴重的糾紛。彭述之不得不批評陳獨秀的立場，因而使他們之間的關係完全破裂，這對於中國托洛茨基主義運動是一個巨大的損失！
不管斯大林黨的造謠污衊和陳獨秀的錯誤主張，彭述之和從監獄釋放出來的幹部如劉家良、王凡西……以及留在上海的少數幹部合作，還是把運動推向前進，特別是在一九三九年八月，我們又出版了一個公開刊物，名為《動向》，銷行頗廣。在批評國民黨的消極抗戰政策和斯大林的「德蘇協定」等重大問題上，在一部分工人知識分子中發生了相當的影響。
同時，由於彭述之得到幾位同情者大量財政上的幫助，我們自己出版了托洛茨基的巨著：《俄國革命史》、《背叛了的革命》以及其他的小冊子；同時，由書店公開出版了莫斯科審判案和彭述之寫的關於中國抗戰、西班牙革命失敗、和奧國革命失敗等幾個小冊子。托洛茨基的著作和那些小冊子，在知識份子、學生和前進的工人中，發生了廣泛的影響，因而我們的運動又向前跨進了一步。
但正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日美在太平洋的戰爭行將爆發前，中國托派內部發生了最嚴重的鬥爭。一方面，陳獨秀認為第二次世界大戰，是民主集團反對軸心國的戰爭，因而主張在英、法等民主國家內放棄「失敗主義」政策，同時，他看到莫斯科審判案的悲劇，和斯大林同希特勒簽訂「德蘇協定」，認為蘇聯已不是工人國家，不值得無條件地支持它。另方面，王凡西認為如果日美戰爭爆發，中國勢必捲入這個帝國主義的戰爭中，那時中國的抗日戰爭一定變質，因而主張對國民黨領導的抗戰採取「失敗主義」。這兩種極右和極左的傾向，尤其是後一種傾向，在我們組織內引起了很大的混亂。因而彭述之寫了《對兩條路線的鬥爭》的長文，抨擊了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思想和王凡西的極左教派主義的危險性，保衛了托洛次基主義對第二次世界大戰和中國抗日戰爭（即令日美戰爭爆發後）的基本立場。經過一個時期的內部普遍的討論，中國共產主義同盟於一九四一年八月召開了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了彭述之所提出的決議案。結果，沒有任何人支持陳獨秀的立場，贊成王凡西的也只有幾個人。
自這次會議後，陳獨秀的思想完全同托洛次基主義破裂了！他在一九四二年五月病逝於四川。至於王凡西所領導的少數派不但仍舊堅持它在政治上的教派主義，而且在組織上完全是夏克曼的中文翻版。他破壞民主集中制的原則，獨立出版對外刊物，在日美戰爭爆發後不久，他便帶著幾個人從「共產主義同盟」分裂出去了。其結果，恰如托洛次基曾經預言夏克曼派的命運一樣，是「瘦死」了。今天，只有一個人支持他。
當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美戰爭爆發後，日軍進佔上海租界，這便給了中國托洛次基運動最沉重的打擊，首先是把我們駐在上海的領導機關和各地方組織的聯系截斷了，跟著而來的是許多幹部的被捕。彭述之在一個同志的住所，正當那個同志被捕時，他趁著暗淡光線的掩護，輕輕地從日警和捕探身旁溜走，爬上樓頂，冒著生命的危險越牆脫逃出來。其他的活動分子，由於生活的艱難和敵人的追逐，不得不離開上海。這樣，托洛茨基主義運動的中心－－上海的組織和群眾的關係幾乎解體了。從此，便投進了日帝國主義統治下的極端恐怖和生活異常艱苦的時期。
雖然在如此恐怖的情形之下，彭述之除了集合少數青年同志進行教育外，他還在上海兩個大學化名當教授，講授中國史、西洋歷史和哲學，雖然他不能用馬克思主義的術語，但他巧妙地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和方法去講授，影響了一些左傾的學生，他們當中有些人在下課後便圍繞著他要求到我們家裏來，希望從他學到更多的知識，這樣一批一批的男女青年往我們家裏跑，不管他們是斯大林黨的分子或同情者，我們都一樣熱情接待和他們討論各種問題。同志們認為我們這樣「開放門戶」，在當時是異常之危險的，但我們卻吸住了他們，影響了一批青年加入托派，其中有些是從斯大林黨方面轉變過來的，這便替未來的運動奠定了一個新的基礎。差不多同時，我們又結識了幾個有知識和左傾的商人，由於相互來往，便變成我們私人最好的朋友進而成為同情者。他們往後在財政方面給了我們的運動，特別在出版方面以巨大的幫助。
當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一日，日本在美國原子彈轟炸廣島後，表示最後投降，中日戰爭連同世界大戰同時結束，蔣介石的反動政府，在各方面的巨大壓力之下，迫不得已稍微放鬆它的專橫壓迫的魔手，這便給了戰後中國的群眾以某種限度的民主自由的活動餘地。我們立即抓住這個機會，開始活躍起來。首先準備出版公開刊物，進行廣泛的宣傳和鼓動。
在一九四六年五月一日，托洛茨基主義的兩個公開刊物誕生了，一是彭述之主編的理論和政治性的月刊《求真》，它是和平後最引人注意的雜誌，在理論和政治上宣傳托洛茨基主義的思想；另一個是我所主編的《青年與婦女》，隨後不久，改名為《新聲》，變成為政治性的托派機關報，一直出到我們離開上海為止 （一九四八年末）。由於這兩個刊物散佈於全國各大城市，因而在知識分子、學生和青年工人中發生了廣大的影響；同時，把所有被戰爭截斷了的組織和個別分子都聯系起來了。因此，中國共產主義同盟，不但恢復了已經失去的力量，而且迅速地生長起來，在上海和香港等城市某些產業工人和許多大學的學生中，重新建立它的基地。此外，我們盡力教育青年幹部，除訓練班外，每星期舉行討論會，經常到會的同志和同情者在百人以上，這種討論會繼續了兩年半，吸收了許多職業青年，包括工人和知識分子到我們的運動裏來。彭述之是這些訓練班和討論會的主要講演者和指導者，他常常因趕寫雜誌的文章而睡眠不足，但白天里總是整天參加各種會議或訓練班和討論會等，表現了他稀有的精力。
由於我們運動迅速的發展，中共同盟於一九四八年八月舉行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時，已有代表三百五十成員的代表參加。在這次大會上通過了新的綱領，并將中共同盟改為「中國革命共產黨」。但正當我們的運動繼續向前邁進時，客觀的局勢發生了劇烈的變化，這便是中共對蔣介石的反攻不斷勝利，中共解放軍於一九四八年末已達到楊子江北岸，迫近南京和上海。在這種局勢下，中國革命共產黨，召開了緊急會議，根據蘇聯對付托洛茨基主義者的經驗和教訓，採取了緊急的措施，所有成員一致建議並決定我們的政治局必須遷移至香港，上海成立一個臨時委員會，負責與各地方的組織聯絡，並隨時予以指示，同時決定所有的黨員和團員都設法加入中共及其青年團或各種工人和農民群眾的組織，在政治上支持中共一切進步的措施。其中有些為中共所熟知的幹部則離開上海，而其他地方的則轉到上海相互調換。一切安排妥當之後，中央政治局的成員彭述之、劉家良和我於一九四八年末從上海到了香港。
流亡
我們到香港後，即重新建立印刷機關，恢復黨報。此外便是幫助香港地方的組織整頓組織和教育工作，並準備出版托著的：《斯大林傳》和伊羅生（ISACS）的 《中國革命的悲劇》 （此書已出版），但香港政府早已注視托洛茨基主義者的活動。因托派在香港的工人群眾中曾領導了好幾次罷工，這是香港政府最討厭的，因而常有同志被捕和驅逐出境。自中國革命共產黨的領導機關移到香港後，香港政府已獲得情報，因而更加注視我們的活動。首先是破獲了我們的印刷機關，兩個同志被捕並驅逐出境。隨後，又查到我們接收歐美托洛茨基主義的刊物和文件的兩個地址，因而逮捕了那兩個地址的收件人（他們都是同情者），根據這個線索，又嚴厲搜尋托洛茨基主義者，結果，被捕者達十餘人，絕大多數被驅逐出境。隨後，我們的住所亦被搜查，由於事先逃開，述之和我才沒有被捕，但逃到一個朋友家裏住了兩天，又被密探發覺，我們立即遷到另一朋友家裏，但我們遷移後不久，住過的朋友家裏又被搜查並追問我們．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已弄得無法在香港繼續居留。同志們認為我們的政治局必須離開香港，尤其是述之已被香港當局視為獵獲的目標。因此，述之和我們一家人以及劉家良，在朋友的大力幫助之下，得以離開香港而赴越南。
在一九五○年一月末，我們一家人和劉一同踏上了越南的國土。除劉外，我們和女兒都找到教職，生活可以維持，但過了幾個月，意外的災禍又降臨了，就是當時越南托派的兩個領袖（葉內和越南劉）被一個參加托派組織的越盟分子引誘到越盟軍隊所控制的區域中去，說是和那裏的一個托派參謀長舉行會議，商討展開托洛茨基主義運動和軍事問題。中國同志劉家良由於越南同志的要求也一同去。會議開完後，便把他們逮捕起來，劉不久死於獄中。至於越南同志的命運，當我們離開越南時，據說還活著，但往後就杳無消息了。自這件事發生後，不但越南托派的組織完全趨於瓦解，劉家良同志被犧牲了，就是述之的安全也受到嚴重的威脅，因越盟已知道他在西貢，隨時都有被暗算的可能。香港的同志和其他的朋友聽到劉家良被犧牲的消息後，立即向我們提出習告；同時積極籌款，建議我們應儘速離開越南，當一切手續辦妥之後，我們便開始向歐洲流亡了。
自述之和我們一同來到歐洲後，雖然經歷了困苦與艱難，貧窮和疾病，然而從另一方面說，是富有意義的。因述之一到歐洲便參加了國際托洛茨基主義運動，他有可能更具體地了解世界局勢的動態，尤其重要的是他能夠更具體地了解我們整個運動的情形，因而他在過去將近十五年中，對於托洛茨基主義運動曾作了某些貢獻。首先，他對於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第三次革命勝利，它在國際上的影響和它取得勝利的各種原因以及它初期的演變，都作了詳細的分析和闡述。他認定：這個革命是「變態的革命」。它推翻了資產階級的蔣介石政權，實行了某些革命的措施，如取得民族獨立和土地改革……，這無疑地是一個革命，但它的政權是一種官僚主義的專政，中國的遠景，將和東歐各國相類似，將會走向「變態的工人國家」的道路（見一九五一年向第四國際世界大會作的《關於中國局勢的報告》）；其次，當一九五八年中國共產黨瘋狂地進行人民公社運動，在世界各國某些激進分子中，引起了混亂和幻想時，彭述之根據恩格斯、列寧和托洛茨基關於農業集體化的原則，以及蘇聯和東歐各國農業集體化的經驗，尤其根據當時中國的實際情況，因而他指出：用命令強迫農民加入人民公社會引起農民的反感，其結果一定產生農業的後退（見《對擁護公社意見的批評和我們的態度》1960年1月出版）；隨後某些極少數的托洛茨基主義者，把中共及其政權加以理想化，認為它們可以和列寧時代布爾塞維克黨及其政權相比擬時，彭述之根據理論和事實駁斥了他們，證明中共仍舊是一個斯大林主義的黨，它的政權是官僚主義的專政。因而，中國和蘇聯及東歐各國一樣，政治革命是不可避免的。（見一九六○年四月寫的《關於中共及其政權的性質－－政治革命還是民主改良？》；此外，在反巴布洛（BABLO）的親斯大林主義的思想和白恩斯（BERNS）主義，極左教派主義的鬥爭中，他也作了相當的貢獻。（見《評巴布洛主義》和 《希利帶領社會主義勞工聯盟往那裏去？》以上提及各文已分別編入彭述之選集第三第四卷中－－編者）
最後，彭述之對於世界托洛茨基主義運動的重新統一，也盡了他所能夠作到的努力。自一九五三年末托洛茨基主義運動分裂後不久，他就主張重新統一。為了這個目的，他寫了不少的文件和信件為世界托洛茨基主義運動必須重新統一辯護，並在「國際委員會」會議上同堅決反對統一的白思斯孤軍苦鬥了幾年。因而，當他親眼看到一九六三年六月統一大會實現了世界托洛茨基主義運動的重新統一時，他說：「這是我來歐洲十餘年來最興奮的一件事。」
回顧與前瞻
彭述之已整整七十歲了，他覺得他能夠活到今天，已是異常之僥倖而滿意。因自一九二七年中國革命失敗後，同他一起並肩奮鬥的整代戰士，差不多都犧牲於蔣介石的屠刀之下了！！
自一九二七年革命失敗後，直到今日的整整三十八年的悠長歲月中，彭述之的生活經常陷於貧窮、驚險、恐怖與逃亡的狀態之中！從國民黨的追逐、逮捕相監禁，斯大林黨的造謠、污衊乃至企圖迫害；以及日本帝國主義統治下的恐怖、追逐和迫害，曾有數次都是在千鈞一髮的死亡線上逃脫出來的。他活像一個扮演驚險影片的主角。假如單從這一點來說，他是一個「幸運兒」！
彭述之自一九二○年加入共產黨後，他便準備將他的全部時間和精力連同他的生命貢獻於革命，因而自一九二七年革命失敗後的卅八年中，雖然經歷了驚險和迫害，遭受了不斷的沉重打擊和挫折，忍受了人生難於忍受的艱苦和磨難，人生最寶貴的青春和壯年時代，完全消耗於上述的這種生活狀態之中，但他從未惋惜過，從未因此而頹喪消沉。因他深深懂得：真理與現實生活的矛盾。凡是為崇高的理想而奮鬥的人，在真理還沒有獲得最後勝利之前，他們的命運總是坎坷的。因此，每當他遭到任何打擊和痛苦時，他總是抱著這種「宿命觀」的態度，總是以極大的耐心和鐵一般的意志去面對著它。他知道，「一個人越是缺少擔負痛苦的勇氣，痛苦壓在心頭越是沉重」（莎士比亞語）。因為一個真正的革命者，必須從痛苦中去磨鍊自己的德性，鍜鍊自己的意志。只有這樣，才能平衡自己的精神，才不致為痛苦所壓倒，而卒至減輕痛苦。
當然，任何具有優良的德性和堅強意志的革命者，假如沒有用馬克思主義武裝起來，是經不起大事變的考驗，抵抗不住不斷挫折所帶來的痛苦的壓力的。就中國來說，有許多原來意志堅強和本質優良的革命者，但由於缺乏馬克思主義的深刻理解，在東方式的那種稀有的恐怖和殘酷的迫害之下，在事變不斷地打擊和生活經常困苦的情形之下，便逐漸消沉下去了。因此，述之常對同志們說：「必須不斷地研究馬克思主義來提高自己，這不僅對領導革命運動絕對需要，即抵抗反革命壓迫所給予的痛苦，也是最有效的武器。」由於彭述之不斷地研究馬、恩、列、托的思想和世界革命運動的經驗與教訓，和他本身所具有的性格配合起來，他使變成為革命的樂觀主義者。他堅決地相信，繼承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托洛茨主主義一定完成世界革命的任務，把人類從現時資本主義制度的剝削和壓迫，以及從毀滅全人類的核子戰爭的威脅之下解脫出來；把障礙世界革命的「制動機」－－斯大林主義放進歷史的博物館里去。
自斯大休的繼承者赫魯曉夫在一九五六年聯共第二十次大會的秘密報告中，把斯大林的一部分罪惡，就是以前托洛茨基和托洛茨基主義者所不斷指責的那些罪惡暴露出來後，尤其是在一九六一年聯共第廿二次大會上，斯大林的罪惡，更公開地被揭露出來後，斯大林的那種最卑鄙和醜惡的自我榮耀，人工製造的歷史榮譽以及一切光榮的標誌，如銅像和紀念物等，都被他的繼承者摧毀了，即連他的屍體也從列寧墓旁搬走了。所有這些便足夠證明托洛次基和托洛茨基主義者暴露斯大林罪惡的一部分，已經由他的繼承者證實了。
跟隨著蘇共第二十次大會對斯大林個人獨裁罪惡暴露而來的波蘭和匈牙利工人階級和革命方子，反斯大林主義官僚獨裁的革命，以及中蘇衝突所產生的斯大林主義磐石（MONOLITHISM）的破碎和全世界斯大林黨的分崩離析，所有這些都進一步地證明了托洛茨基主義者對於斯大林主義的衰落和滅亡的分析和預測的正確。因而更加強了彭述之和全世界的托洛茨基主義者的信心。
最後，我堅決地相信：自一九五六年蘇共第二十次大會上，由斯大林的繼承者在蘇聯群眾的壓力之下，清算斯大林的罪惡時起，人類已經開始走向一個歷史的轉捩點，已經開始轉向托洛茨基主義所代表的真理這一方向了。這個真理的種子，已播散於整個星球，它正孕育在時間的胚胎內，隨著時間的進展，它會發育生長，我們準備著來做歷史的產婆吧！
我同彭述之生活在一起已整整四十年，我對於他的思想的演變，追求真理的熱誠，信仰馬克思、列寧和托洛茨基主義的堅定；他在中國共產黨裏的作用與活動，以及卅六年來，他在托洛茨基主義運動中所經歷的異常堅苦的鬥爭情形，他的性格和做人的態度，我相信，我是最了解他的一個人。因而寫了這篇文章作為對他七十歲生日的一個禮物，以表示我對他的敬意和祝賀！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
[1]本文為紀念彭述之七十歲生日而寫，初發表於一九七○年十一月二日及十一月廿三日的（洲際通訊）,後收入《彭述之選集》第一卷,由十月書屋出版。
[2]據述之後來告訴我，當他這篇文章寫好之後，即將原稿交給陳獨秀看，希望和他取得一致的意見。結果，陳獨秀在新青年同一期上作了一篇題為《二十七年以來國民運動的教訓）。在這文章中，表明他已放棄了以前的意見，而接受了無產階級領導國民革命的觀點。
[3] 李大釗為中共創始者之一，他因參加共產國際第五次大會而留在莫斯科研究。於一九二七年四月為北洋軍閥張作霖所絞殺。
[4]即《我們的政治意見書》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