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思想論稿

上面我們是從革命性質問題，特別是從革命政權的性質問題，研究了戰略家身份的毛澤東思想。

現在讓我們從另一個問題，即從武裝鬥爭這個問題，來研究毛澤東的戰略思想。在「高明的戰術家」這一章裏，我們曾經研究過毛澤東這條武裝革命路線，且曾給過牠適當的評價。我們指出過，毛澤東的這條路線，在一九三八年以前，一直是以戰術路線，即以策略路線來提出的。等到他在「戰爭和戰略問題」的文章中，企圖以獨特的、全面的革命戰略路線提出之後，我們又曾詳細地分析了毛氏用以支持此路線的那些思想，牠們是粗俗、膚淺與錯誤的。凡此種種，我們自不必在此地再談。這裏我們必須談的，乃是上一章中提出而未曾解答的問題，即：毛澤東如果自覺地、全面地、將武裝鬥爭提高到革命戰略地柆步特別是如果自始就能將此一戰略路線步安置在整套不斷革命的戰略申來提出、考慮和執行，那末，中共以及一般的中國工農，在其走向革命勝利，取得勝利和擴展勝利的過程中，會呈現出與實際上已經呈現了的情形有怎樣的不同？

這個問題，表面看來彷彿是完全學院式的。對於某一件業巳完成的事情，事後指手劃腳，賣弄聰明，說什麼原不該如此，早應該如彼之類的話，自然是無聊之極。但是嚴肅的歷史研究卻不屬於這一類行徑。鄭重檢討經驗，藉以獲取教訓或確定真相，和那些專說風涼話，扮演事後諸葛亮的作風，並無絲毫共同之點。像中共走上勝利這樣的巨大歷史事件，不但歷史家有資格研究，就是實踐的革命家也有充分的資格－－而且必需－－對牠作詳盡的、多方面的探討。這中間，特別是屬於托派的革命者有權利來這樣做。因為三十餘年來，簡直可以說一自中共開始成立以來，史托二派差不多對所有的中國革命問題－－不論戰略性或策略性的－－均提出過兩種不同的立場。因此在今天，回顧這些年中所發生了的史實，根據二派主張的文獻，作如果如此而不如彼則將如何如何的研究，絕對不是無聊，也不是學院式的。因為社會主義的無產階級革命決不曾因中共勝利而完結，從橫的世界範圍看，或從縱的繼續發展看，中共的勝利都不過是一個段落－－雖然是具有很大意義的段落－－有關於這一革命的那些基本問題，現在有，將來也會有不僅是歷史的意義，而且是實踐的意義。

事實自然勝於雄辯。勝利這個事實尤其如此。主要是服膺史大林路線的中共既然獲得了勝利步那末，過去關於中國革命的史托之爭彷彿已經最後解決了。套句陳控濫調，即歷史已經給這個爭論做了答覆。其實，這樣的想法是淺薄的、勢利的，因而是錯誤的。根據中國古老的智慧，我們不主張「以成敗論英雄」。就是西方的賢者也不許憑結局來判斷計劃的。古代的迦泰基人曾經處罰過一些將軍方為了他們蹩腳的作戰計劃，雖然這些計劃曾徼倖地獲得了勝利。今天中共是勝利了，但此一事實並不足以證明史大林與毛澤東的戰略路線，確實比托洛次基與托派的戰略高明或正確。

在上一章裏我們曾就不斷革命論方面研究了這個問題。現在我們要從武裝革命的戰略方面來談同樣問題。

毛澤東經常引述史大林的一句話：「在中國，是武裝的革命對武裝的反革命作鬥爭。中國革命的特性之一和優點之一便在於此。」毛澤東做這個引述的意義有二：第一，想確認史大林為中國武裝革命戰略路線的奠基人；第二，想說明毛澤東所倡導和執行的武裝革命路線，乃是一種深思熟慮的戰略少牠一方面在理論上師承史大林，另一方面在實踐上根據於他本人對中國國情的調查研究。

讓我們先看看史大林此一論斷的性質，看看牠是在甚麼時候，甚麼條件中說的。因為在毛澤東的引述中，牠永遠是當作抽象的、懸空的、像康德的一條「無上命令」式的真理提出來，以致讓人無法確切知道，究竟史大林下此斷語時何所根據，何所指示方以及他究竟付牠以何種性質。下面是史大林說這幾句話的全文：

「……因為廣東軍的推進步就是對於帝國主義的打擊，就是對於帝國主義在中國的走狗的打擊，就是給子全中國一切革命份子，特別是給子工人的集會自由、罷工自由、出版自由、結社自由。中國革命軍隊的特性和極重大的意義便在於此。

「從前，在十八和十九世紀，革命普通是這樣開始的，普通是人民起義，大部分人民是手無寸鐵的、或者是武裝得很不好的多人民去和舊政權的軍隊衝突，他們竭力把舊政權的軍隊瓦解力或者，至少限度是部分地拉到自己方面來。這是過去革命爆發的典型形式。我們俄國在一九○五年也是這種情形。中國的事情就進行得不同。在中國，並不是手無寸鐵的人民，而是武裝的人民方以人民的革命軍隊為形式，起來反對舊政府的軍隊。在中國，是武裝的革命對武裝的反革命作鬥爭。中國革命的特性之一和優點之一便在於此。中國革命軍隊的特殊意義也包含於此。」

上面這段話是史大林在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三十日，對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中國分委員會演說的，演說的題目是「論中國革命的前途」。這裏所指的「人民革命軍隊」就是指當時以蔣介石為總司令的北伐軍。他說這些話的用意，在於批評他的兩個支持者，彼得洛夫與米夫所提出的中國問題提綱，其中方據說把中國革命軍隊問題「遺漏或低佔」了。那末史大林自己究竟怎樣重視這個問題的意義？為什麼要批評這點呢？要明白這些，那就得談一談當時蘇聯共產黨領導層中有關此問題的爭論。不用說，這爭論也是一方面以史大林為首，另一方面由托洛次基領導的。依照史大林的意見步當時蔣介石統率的國民黨軍隊就是「人民的革命軍隊」，牠「是中國工人與農民為自己的解放而進行的鬥爭中的最重要的因素。……廣東軍的推進步就是對於帝國主義的打擊多就是對於帝國主義在中國走狗的打擊，……」如此估計了「廣東軍」之後，史大林按著就給共產黨人提出了兩個任務：一，必須加強軍隊中的政治工作多使蔣介石的「軍隊成為中國革命思想的真正的和模範的傳播者」，二，共產黨人必須研究軍事，以便「在軍隊中占據這個或那個領導職位」。以托洛次基為首的反對派，對此問題抱著相反的意見，他們首先不承認那由蔣介石控制的軍隊為「人民的革命軍隊」，因為，論成分，「資產階級和地主的子弟在軍官中佔大優勢」，論領導，牠是完全操縱在資產階級國民黨手中的。為了讓廣東北伐軍真正變成為「中國工人與農民為自己解放而進行的最重要的因素」，托洛次基竭力主張成立兵士的和工農的蘇維埃（即代表會議），主張武裝工農。依照托洛次基等人的看法，軍隊中的政治工作多即所謂黨代表制度多因為「沒有獨立的革命黨與兵士蘇維埃，早已變作資產階級軍國主義的一個空洞掩飾物。」至於某些共產黨人在國民黨軍隊中「占據這個或那個領導職位」，絕對不能防止軍隊被反革命所利用，倒是「占據了領導地位」的這個或那個共產黨人方大可被資產階級的反動影響所腐蝕呢（註[1]）。

某於上述認識，史大林所控制的共產國際不但堅決反對在北伐軍進展時候組織工農代表會議與兵土代表會議，而且竭力反對武裝工農。決議上正式規定：「為了革命利益，武裝工人應該在最低限度內中進行；而事實上則共產國際的代表反對任何限度內的工人武裝，以免「觸怒蔣介石」（一九二七年四一二之前），或「逐走汪精衛」。

史大林「論中國革命前途」的演說發表於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三十日，也就是發表於「人民革命軍」總司令屠殺工農之前四個月零十二日。那時候，他拚命反對托洛次基派那種用工農兵代表會議方式以圖建立真正革命軍隊的主張，他約兩個追隨者步自然格外奉承，在提綱上半句都不提革命軍隊問題了。可是規避問題顯然不就是解答問題，同時一經規避，人們是更加會傾聽反對派主張的，於是史大林便自己出來，糾正這兩個捧場者的錯誤。他出來肯定了武裝鬥爭在中國革命中的重要性，肯定了革命軍隊的重要性，因此，他反對反對派武裝工農的意見少反對反對派成立工農兵代表會議的意見。理由是：革命軍隊已經存在了，那就是以蔣介石為總司令的北伐軍，武裝鬥爭也正在進行了，那就是廣東軍隊和孫傳芳、張作霖的戰爭。依照他的見解，在那個時候武裝工農多組織工農兵代表會議，事實土是破壞業已存在的「人民革命軍」，破壞正在進行中的革命武裝鬥爭。因此，他當時大聲疾呼，要人家重視軍隊或武裝鬥爭，事實上只是替蔣介石及其統率的軍隊說話，決不是給中國的革命定下什麼戰略路線。他說：中國革命的特點是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意思只是：蔣介石指揮的正在跟北洋軍閥作戰的軍隊，正好是中國工農自己解放的最重要因素，你們千萬不可以拿什麼工人武裝或兵士蘇維埃來破壞牠。

這便是史大林說出那句著名論斷來的真實意義。牠根本不是毛澤東日後所了解的意義，也不是毛澤東要我們接受的意義。針對著這幾句話，托洛次基曾經有過如下的批評：

「共產國際的中央機關刊物，於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五日，即上海流血的一個半月以前寫道：

「『中國共產黨與中國覺悟的工人，在任何情形之下，都不應進行分解革命軍的策略，這因為資產階級影響，在那裏還相當強固……』」（見「共產國際」第十九頁，一九二七年二月十五日出版）

「史大林於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四日，在共產國際全體執委會上，有如下演說－－這幾何話是他在任何時候常常重複的，他說：「在中國步不是徒手人民反對舊制度的軍隊，而是武裝的人民用革命軍形式反對後者。在中國，是一個武裝的革命在反抗一個武裝的反革命。」

「在一九二七年夏天和秋天，國民黨軍隊被形容為武裝的人民，但是當這些軍隊撲滅廣州暴動的時候，「真理報」又宣佈說，中國共產黨之「最長久的（！）缺點」，是在於他們的無能去分化「反動的軍隊」，在廣州暴動前夜，這同一軍隊還被稱為「革命的人民」。

「真是一些無恥的騙子們！」（見一九二一○年八月寫的「史大林與中國革命」）

這裏說得不能再清楚了，史大林這個「以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的公式步其全部含義祇是替蔣介石的僱傭軍隊掛上一個革命武裝的招牌，並以此作為盾牌，藉以抵禦工農武裝對蔣軍的分化。毛澤東在史大林說了這幾何話的十一年後，竟在其中找到了他「槍桿子革命」的理論根據，顯然是出於誤解。如果此話確曾使毛澤東的武裝革命路線由策略地位提高到戰略地位，那末居功的顯然不應該是史大林那個公式本身，倒應該是毛澤東的誤解。中外歷史上不乏這種值得稱道的誤解，不少帶有進步性質的反抗運動，曾經從統治階級的聖經賢傳中，有意無意地摘取了一些「公式」，作為運動的辯解。毛澤東在此情形中之徵引史大林，也應當算入「神聖的誤解」之列。

至此，我們已經可以確定一點：與毛澤東告訴我們的故事相反，史大林從來不曾替中國革命提出過一條有別於傳統的馬克思主義派革命戰略的路線，即從來不曾說過中國工農的革命應該不像西歐各國的兄弟們那樣，（在長期間做群眾的組織工作，）而應該走獨特的武裝革命的道路。他非但不曾這樣說過，而且在中國工農最有可能武裝自己的時候，他還堅決加以反對了的－－其反對理由正是要讓蔣介石的軍隊發揮「中國革命的優點和特點」，去和「武裝的反革命作武裝鬥爭」。

那末當中國革命失敗之後，當中共在共產國際的指揮下完成了一個極端轉變，出機會主義跳向盲動主義，實行了自南昌以迄廣州這連串暴動之後，史大林是否給中國革命規定了武裝鬥爭的戰略路線呢！我們知道並不。自從一九二七年八月開始的（由所謂「八七會議」決定的）武裝革命路線，由該一時期的所有文件證明，絕對不是根據於一條新的關於中國革命的獨特的戰略路線，而是根據於史大林等對當時中國革命的奇怪估計。即認為：不管革命勢方之一再失敗，其總的形勢卻是繼續上升，牠因每一挫折而登上更高階段。當武漢工人繼上海兄弟們被屠殺於血泊中之時，共產國際卻宣佈中國「處於直接革命的局勢中」，號召「立即組織蘇維埃，組織工農暴動」。等得到了一九二八年夏秋之間，史大林們先後在中共六人與共產國際的六次大會上，承認了「中國革命的第一階段」已經過去，即不好意思地、虛偽地承認了中國革命業已失敗，同時也就把武裝暴動口號改為「宣傳的」了，即在議案上取消了這條「以武裝革命反對武裝反革命」的路線。至於事實上，自從那時以後，中國在部分地區始終繼續著這個「路線」，那也決非因為史大林等對中國革命的「特點」的認識，首先，牠是由大革命所引起約南方農民鬥爭的客觀邏輯造成的。農民鬥爭，不發展則已，一發展就得演成武裝衝突；衝突一起步如果不想失敗，不想受到慘酷的鎮壓和報復，就得堅持下去。農民鬥爭由於本性使然，自來是難得堅持的。一九二七年秋冬湘贛區域農民暴動之所以能夠持續，自然因牠和當時由武漢戰敗下來的共產黨員及其軍隊合流之故。這兩股力量匯集在一起，在國民黨反革命軍隊的恐怖壓力之下，除了設法以武力抵抗之外，再想不出其他「路線」來了。如果不想走這條道路，那便祇有繳械投降，靜待屠殺。所以當時這條路線並非什麼人深思熟慮地定出來，而是鬥爭的客觀邏輯迫出來的。走上井崗山的道路，和走上梁山的道路一樣，都是「迫」字築成的。其次，史大林當時所以會「批准」毛澤東等走這條路線多那是由於「第三時期」的總估計，並非為了執行什麼對中國革命「新戰略」。所謂「第三時期」的估計，乃是指上述共產國際約六次大會所決定的一種對整個世界資本主義的看法。根據這偭看法，資本主義制度已經到了總崩潰的時機，牠認為曾經有過短短一時期的「相對平衡」，此時已經終結，因此，擺在全世界無產階級與共產主義者面前的任務，就是要組織和進行對資本主義的「最後一戰」。也因此，就在同一次共產國際的大會上，中國的「蘇維埃暴動口號」，雖曾因被迫承認中國革命失敗而暫時從「行動性的」改變為「宣傳性的」；但因全世界已被宣佈為處於「直接革命的局勢」中方史大林們對於中共領導下的農民武裝鬥爭，也就採取了雖不積極鼓勵卻是消極容許的模稜態度。這個態度，在一九三○年的蘇聯共產黨第十六次大會上，史大林表示得最為清楚。他說：

「若以為帝國主義者的惡行，就這樣過去而沒有受到處罰，那真是可笑的。中國的工人與農民已經建立了蘇維埃和紅軍，來答覆他們。聽人說中國已經建立了蘇維埃政府。我以為假使這是真的，那麼這裏面沒有一點驚奇。毫無疑義的，只有蘇維埃纔能挽救中國免於完全的瓜分和衰亡。」

這樣含糊、這樣不著邊際、這樣滑頭、這樣帶有假說性的說法，竟出之於那個中國革命戰略的最高決策者之口，而且在最有權威、最嚴肅的聯共黨黨大會的正式報告中方是史大林關於當時仍為最重大國際問題的中國革命的全部指示，真是令人驚奇的。史大林為什麼要這樣做，理由應該首先從當時聯共黨內的派別鬥爭中去找，我們這裏不談這些。此地我們提出史大林那段有名的所謂「五句評述」來，祇為的要證明，在那一時期，即當中共的盲動主義正在實行之際，史大林也不曾從中國的什麼特點出發，給中國革命指出過獨特的、不同於傳統馬克思主義的戰略路線多即「以武裝革命反對武裝反革命」的路線。誠然，他的「五句」中提到了「蘇維埃」，提到了「紅軍」。那不過如托洛次基所指責，是一種「計謀」。是怎樣的計謀呢？我們知道，在那時候不久以前，中共與共產國際剛剛在正式決議上，停止了武裝暴動的口號。這表示在事實面前，史大林終於不得不承認步當時中國已由反革命的猖狂局勢代替了直接革命形勢，而在反革命局勢中，想靠工農，甚至單靠農民暴動來組織蘇維埃與紅軍，則依照他傳統的馬克思主義的革命戰略，知道是決無前途的；所以史大林不得不贊成取消暴動口號。可是在同時，中國南方農村裏的暴動仍在繼續，且自稱蘇維埃，自稱紅軍；這對於「全世界均已處於直接革命局勢」這個認識是有利的，他便覺得不妨讓中國同志們自己去繼續武裝暴動路線吧，不過他得當心說話，他不應負起這種做法的正式責任，以便這種鬥爭遭到鎮壓成消滅時，他可以脫卻干係。由此可知當時史大林在此一問題上的想法是非常矛盾的：一條傳統的路線和一個不合傳統的希望在他心中交鬥。一個前途比較現實合理，但比較遙遠；另一個前途較鬥冒險難恃，但較為切近。二者對他都有誘惑力，都有用處（至少在對付黨內政敵上），於是他不分軒輊，兩面贊成：議案上主張取消暴動口號，言論上則對暴動加以讚揚；不過讚得有分寸，揚得有條件：「聽人說」，「假使是真的」，那末……「沒有什麼驚奇的」。這意思等於說，假使人們所說不確，假使不是真的，假使那些暴動遭到了悲慘結局，那末也沒有什麼驚奇的，反正步史大林已經在專門關於中國問題的議案上，斥責過，取消過暴動口號了！

如此態度步如此指導，無怪他的對頭托洛次基要在「史大林與中國革命」一文中評之為「最權威與最顯赫的官僚論斷」，斥之為「無恥的計謀」了。

事情至此已經很清楚：說史大林奠定了中國革命武裝鬥爭的戰略道路，其實乃是一種神話。一九三○年以前種種已如上述。至自聯共黨第十六次大會以後，則就筆者個人所知，史大林根本不曾再對中國革命問題說過任何原則性或戰略性的意見。當整個共產國際在一九三四年間從極左的「第三時期」轉變到極右的「人民陣線」時，中國的武裝革命力量，索性被命令置於武裝的反革命頭子蔣介石的統一指揮之下，即在實質上牠索性被取消了，當然更談不上什麼武裝鬥爭的戰略路線。

既然史大林對中國革命的武裝鬥爭戰略無所貢獻，那末，這個戰略是否更應歸功於毛澤東呢？

毛澤東在這方面有甚大頁獻，是無容爭辯的。我們不會、而且也不曾否認過這個事實。我們所爭論的只是關於毛澤東在這個方面的戰略家地位。換句話說，首先應該研究的是：毛澤東將中國革命運動引向農村，在那裏拿起武器，長時間從事蓄聚、教練和實行以武力對武力的鬥爭，究竟是根據於深思熟慮的戰略呢，還是但憑中國歷史上造反起義的傳統？前面我們說過，毛澤東一直要到他鏖戰十年之後，即在一九三八年冬天，纔將他「抽劍、揮鞭」、「為江山折腰」的風流壯舉，第一次原則性地、歷史地，站在馬克思主義的革命戰略平面上，從中國革命鬥爭的多方面的特殊點，加以考慮研究。那時毛澤東的武功雖然離最後勝利尚遠，但其成就已非常可觀，根底已經穩定了。憑此經驗，作理論性的回顧與總結，事情是相當自然與輕易的。但在獲得這個總結以前，即當他末曾將武裝鬥爭當作中國工農之唯一正確可行的戰略路線來進行的漫長歲月中方特別是當此鬥爭萬分艱難的初期，到底是什麼東西推動毛澤東走上這條道路的呢！客觀方面，那時中國特別尖銳與血腥的階級鬥爭，自然是最大的推動力。倘就主觀方面說，則毛澤東之並不精通馬克思主義方他之熟悉中國歷史，而不深明西方革命史，他的出身於農村，以及他的性格上與思想中的儒俠因素，都應該說是重要理由。同樣在一九二七年秋冬大革命失敗的環境中，人人呼吸著當時低沉壓迫的空氣，人人懷抱著悲憤痛苦的心情，可是在共產黨的上層領袖中方恰恰是毛澤東最堅決地走上了武裝農民鬥爭的道路，那是必須要從主觀方面解釋的。

「一個人的缺點往往也就是他的優點」，這句話在此地說是非常合適的。正因為毛澤東那時候馬列主義懂得少，這個外來思想對他束縛力不大步於是他可以本能地、常識地、憑一己經驗地、按照傳統地、對革命的行動問題作出判斷，決定道路。那時候，他如果「熟知希臘」，更壞的步如果他食而不化地或一知半解地懂得「希臘」：如果他熟諳半世紀來西方工人革命的方式，如果他深信馬克思主義關於先工人後農民，先城市後鄉村，前者領導後者的不易立場，如果他知道工農紅軍乃是全國性工農政權的產物這個史例，並受其束縛，如果他嚴守工人政黨必須以工業城巿為主要據點的規定，那末，當一九二七年革命終於在武漢潰敗之後步毛澤東多半會跟極大多數共黨領袖一樣，潛回上海，或蟄居武漢，而不會深入湘贛農村，奔上井崗山了。毛澤東當年的離開長沙，「投筆從戎」，不管事實上是否真的如其同事何資琛所云步行囊中僅僅帶了一部「水滸」，一本「詞選」；而此時毛氏之以宋江為師、以黃巢為師、以李自成、洪秀全、孫中山乃至蔣介石為師，而根本不曾受馬克思列寧的遺訓的指導，卻是毫無疑問的。革命失敗了，革命者慘遭屠殺，反革命的將軍政客們在工農的屍骸上狂歡跳舞，後死與未死的革命者怎麼辦呢？軟弱的屈服了，叛變了，堅強者從泥污中爬起來，指乾淨傷口上的血，痛中思痛，便認為過去失敗的主因在於沒有自己的武力，今後鬥爭的唯一道路是要拿到槍桿子。這個想法原非毛澤東所獨有，牠乃是昔遍的，存在於當時每一個不以失敗而喪失鬥志的革命者的胸中。毛澤東比眾不同的（更正確些說：比大多數共黨領袖不同的），只在他從中國舊的方面說，能夠由「秀才」變成真正的「反寇」，從外來的新的方面說，他能夠不為馬克思主義派的戰略公式所束縛，以致將上述的普遍想法變成決心，並不顧一切將此決心實行出來。毛澤東的此種不同是難能可貴的，那些由於本身的優點以及因缺點而轉化的優點所促成的、他對於中國革命已經作出的貢獻，不用說少是非常巨大的。但雖如此，我們卻仍不能說毛澤東是偉大的革命戰略家。因為毛澤東所選定與所堅持的武裝鬥爭道路，主要乃是中國固有的農民戰爭傳統的繼續，而且是被迫地、經驗主義地、甚至不限有意識地走上了這個道路的。誠然，先行後知，乃是人類認識的正規程序。尤其是有關乎戰爭與革命那樣千變萬化、難得有規律可循的事情，會破侖那句名言「打起來再看」，更起著甚大作用。但這決不能否定先知後行的價值，更不能因此而認為歸納出來的系統化了的知，祇能作事後空談；而不能用作「行」的指導。一個戰爭統帥或革命領袖，是否能精通過去的與前人的知的成果，是否能憑此作事先的通盤籌謀，並因而立下原則性的戰略路線多應該是其人之高明或不高明，其事業之勝利或失敗的重大決定點。「打起來再看」，與「謀定而後動」不相矛盾，牠們不是兩回事，卻是一事約兩方而：是相輔相成的。二者缺一不可。無前者會劃地為牢，迂腐因循，無後者則會隨波逐流，亂闖瞎打。對事業的成敗言，二者所占的重要性可說是難分高下的；但就軍事家與革命者的品質言，則後者無疑要高過前者多多。唯有「廟算」高手，決策奇才，纔能勝統帥之任，而隨機應變，因時制宜，則主要是執行者的能事。當然，我們這樣說，並非要將這二種品質截然分開，因為牠們根本是不能絕對分開的。決策者固須有應變之才，而執行者亦不可無高遠之見方不然的話，那就既不能有美備可行與不落事後的全盤計劃，也不能有變不離京與雖折不摧的局部實行了。我們這裏說「謀定而後動」這個品質，比「打起來再看」這個品質要高得多，意思祗想說：要成為一個軍事意義上成政治意義上的偉大的戰略家，「先知後行」這個品質確是比「先行後知」這個品質更為必須而已。這裏的分別固不僅在「機先」與「事後」之差，而更在於這樣一個事實：能先知而後行者，行後所獲得的乃是更高、更完備的「知」，故能促進下一步的「行」，而先行後知者步其所得之知，未必真知，牠多半屬於過去行為的表面的乃至謬誤的概括，因之牠不足為下一步行動的指導，甚至會變成下一步行動的妨礙。一個人，當牠在各方面均已成熟之後，思想方法是固定了的。先知後行的人也許可能衰退為先行後知者女成甚至退為不知不行者，但是一貫都祇能先行後知的人多都甚少可能因學習或歷練而進為先知後行者。毛澤東到達武裝革命戰略路線的經過既如上述，是先行後知的；然則，他所得的知是真知還是假知呢？這個知成了他下一步的行的指導呢，還是妨礙呢？最後，當毛氏在一九三八年思想上總結了武裝革命之後，是否已進而為「先知後行」者了呢？

這幾個問題，有的我們在「戰術家」一章中解答過了，有的將在以後的章節中方特別在「社會主義建設」一章詳論。這裏需要覆述或指明的，祇是：毛澤東從十年武裝鬥爭（截至一九三八年為止）

中概括出來的知非常偏頗：槍桿子可以造黨，槍桿子可以造革命多槍桿子可以造社會主義，一句話步槍桿子萬能。至於中國的特點為什麼逼著共產黨人走上與歐洲共產黨人相反的道路？為什麼中國共產黨在「不到資產階級處於真正無能之時步不到無產階級的大多數有了武裝起義和進行戰爭的決心之時步不到農民群眾已經自願援助無產階級之時」多便可以而且應該舉行「起義和戰爭」，並且「到了起義和戰爭的時候，又不是先占城市後取鄉村」呢？對於這些問題步毛澤東都只有提出與肯定，卻不曾給過解答多或者解答得極不充分。僅僅一方面的資本主義方另方面的封建壓迫，一方面的無民族壓迫，另方面的有民族壓迫方顯然不足以解釋這兩條根本不同的方向的。因為這裏牽涉到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問題，牽涉到無產階級在現時代革命中的領導問題，牽涉到共產黨與無產階級的關係問題，牽涉到工人對農民、城巿對鄉村的領導問題，也牽涉到工農革命起義的準備，即是否必須要他們自己有決心並自願援助這樣的問題。馬克思主義的主要內容不是別的，就是分析了近代社會（主要自然是西歐）的內部階級構成及其鬥爭歷史之後，得出了這樣一些結論：現時代的革命（不管牠發生在什麼國家），離開了無產階級的領導就不可思議、就不可能有真正勝利的前途，無產階級領導祇能體現為與必須體現為共產黨的領導，共產黨如想成為名實相符的無產階級先鋒隊，則除了接受社會主義革命的政綱之外，還必須植根在無產階級的群眾中，因此牠必須以工業城巿為主要據點，至於農民，則因其迷戀於私有財產的觀點與他們分散軟弱的狀態之故步其鬥爭往往是不夠革命的，保守的，至少是不能起獨立作用，更談不上領導作用的，因此農民鬥爭在歷史上（特別在中國歷史上）總是當了王朝更迭之際的簡單苦力，並不能將社會歷史向前推進一步。歷史上的農民戰爭曾經起了社會制度的推進作別的，祇當他們受著城市中某一革命階級的領導之時，所謂城市中某一階級對農民實行領導，其意主要乃指該一階級在城巿中展開的革命鬥爭所及於農民的覺醒及其鬥爭而言；並非指城巿革命遭受失敗，或根本沒有此種局勢之時，少數革命者跑到鄉村去發動鬥爭而言。

上述這些根本立場，最早揭櫫於共產黨宣言中；後經數十年來各國革命從正面或反面加以證驗，終於在俄國的十月革命中開花結果，因而在共產國際的早期綱領上作了更充分與更明白的確定。當這些根本立場被應用到中國和中國革命來的時候，雖然遭受到史大林、布哈林一群人的可怕彎曲；但關於許多屬於方向性的認識，至少在口頭上，還是保持著這些立場的面貌的。即使到了一九二七年秋冬以後，被鎮壓的中國革命從機會主義走到有動主義，再從旨動主義退回到新的機會主義步其間走著碰壁轉灣、迂迴曲折的摸索路線方可是無論史大林或毛澤東那時都不曾對上述立場，有過任何一項懷疑或反對（事實上的脫離是另一件事）。他們（尤其是毛澤東）把事實上的脫離當作策略步當作革命處於特別情況中走向同樣原則立場的一些手段。

一九三八年在這方面應該是有特殊意義的一年。在這年裏，由於武裝革命路線的勝利已經大有把握；又由於毛澤東此時補上了馬克思主義基本知識的課，於是，武裝革命路線被提到戰略平面上來考察了。可是在此考祭中，正如我們前面一再指出，毛澤東雖然說出了中國革命所走的不是傳統的路，但不曾從根本上回答我們剛纔列舉過的那些原則立場。譬如，他甚至提都不曾提出如下的一些問題：１一群以共產主義者自居的革命者或革命黨，遠離無產階級的基本群眾及其鬥爭，不以工業城巿為主要據點，是否仍能是好的共產主義者或共產黨，他們是否能有健全的生長，是否能保證在品質上不墮落，並且繼長增高地發揮社會革命黨的作用？２如果對上述問題的回答是否定的（根據傳統的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應該否定的），那末，按著的問題是：中共「實逼處此」地這樣做了，是否意味著作為一個共產黨已經是墮落了呢！或者，牠若仍舊是一個健全的馬克思主義的革命黨，則此一事實應如何與馬列主義關於共產黨存在和發展的觀點和解起來？３一群有組織的革命知識份子，信奉著一般的社會主義政綱，在農村裏組織農民，實行武裝鬥爭，這能夠代替無產階級對農民的政治領導嗎？如此組織和領導起來的農民武裝隊伍，能夠堅持嗎？能夠不受農民的散漫性和地方性的影響嗎？能夠憑以奪取城巿，進行全國性的國內戰爭，且藉此獲致無產階級的革命勝利嗎？４如果能夠，則原因何在！５站在農民群眾及其武力基礎上面的共產黨及其政權，是否能堅持無產階級革命政綱的純潔？是否能在革命中貫徹這個政綱？同時如此取得勝利的革命是否帶來不少疾病？如果會，那末牠們是怎樣的疾病？

上舉問題步不但毛澤東在將武裝革命當作戰略來考察時不曾提出與不曾回答，甚至高到今日，當他勝利以後，而且在這種特殊性質的勝利引起了特殊性質的困難和失敗之時，也不曾提出和回答。可是不僅為了解釋過去歷史，而且為了迎接今後艱難，這些問題卻絕對必須提出與解答的。毛澤東不曾這樣做，也不能這樣做，然則他怎配稱得是偉大的戰略家呢？

毫不誇大地可以說，今後的革命戰略家一定要從上述基本問題的解答作為起點。為此，我們不能不在此試作答覆如下：

先讓我們來談第一個問題，也可以說是第一組問題。「工人階級的解放是工人階級自己的事情」，「代表無產階級利益的政黨必須與無產階級共命運」；這兩個斷語方可以說是馬克思主義大師們在這方面的最概括的意見。與此相符合，他們主張了並且實行了下列的一些事情：社會主義革命者應該與工人大眾同甘共苦，深刻了解工人階級的生活、思想與感情，無產階級政黨必須以工人出身的黨員為基幹，必須提拔工人黨員參加領導機關；黨必須不懈地參加與領導工人們的一切鬥爭步不管牠們是日常的或不尋常的，屬於經濟性質或政治性質；為了做好這些鬥爭，並在鬥爭中壯大自己的力量，黨必頒團結、加強或創造各種各式的工人階級的群眾組織：祇有這樣（依照那些大師們的意見），這個社會主義的或共產主義的政黨纔能名符其實地成為工人階級的革命黨，也祇有這樣，這些工人政黨纔能堅定、清楚、始終不渝地為工人階級的解放事業，亦即為全民族，乃至全人類解放的社會主義事業而鬥爭。因此，植根在工人群眾中，與工人階級息息相關，和他們休戚相共，乃是一個社會主義政黨存在與發展的首要條件，也是牠在存續過程中不致墮落與變節的重要保證。這個見解步過去證明出是對的，今後也不會變得謬誤。如果我們這裏可以引用一個常識性的比喻，那就是所謂「皮之不存步宅將焉附？」那句話了。工人階級和工人政黨的關係，至少在出生和存在的意義上說，確乎有似皮之於毛也。那末，像中共那樣的政黨：論成分，一直以農民為主體；論領導，小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占壓倒多數；論存在環境，長時期脫離工人群眾，甚至遠離工業城巿；論鬥爭方式，從來講究的是純軍事性的迂迴進退，攻城略地。這樣的一個黨能否算是代表無產階級的黨？這樣的一個黨，即使牠標榜著與執行著傳統社會主義政黨的綱領，是否會認真貫徹，不墮落變節，且終於完成社會主義性的革命呢？對於這些問題，馬克思主義者自來的答覆都是傾向於否定的。因為這種做法，顯然與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無產階級政黨與無產階級領導革命的學說相背反，歷史上不曾有過如此做了而革命竟能成功的例子，反而充滿著如此做了遭致政黨變質或毀滅，革命失敗或被撲滅的先例。

然則中共如此做了，非但不曾被撲滅，而且牠還將革命導致了勝利；同時這個勝利又不是簡單的軍事勝利，而是已被一切革命的馬克思主義派承認為具有深刻社會意義的革命的勝利，承認為（雖有一切缺點）符合於工人階級解放之歷史利益的革命勝利。這倒是什麼原因？應該怎樣解釋呢？

我們覺得，看到了勝利及其走向勝利的經歷之後，關於馬克思主義的上述那些基本立場，雖不必予以修正步都必須作某些不同於傳統的了解或解釋，或者可以說，必須糾正一些誤解，首先是關於「皮與毛」的關係問題。一個國家，必須先有工人階級的存在，然後纔能產生工人階級政黨，工人階級政黨，祇有在感情、思想、生活以及鬥爭等方面與工人階級保持密切關係，纔能真正代表這個階級的當前利益與歷史利益。這兩層意思，本身絕無疑義，但是怎樣密切與如何代表，卻是大有文章的。自從歷史上產生了工人運動與社會主義運動以來，許多非常重要的原則性的爭論，就是為了兩者之間的如何結合，結合得怎樣密切，以及後者如何代表前者等等而引起。

工人政黨或社會主義政黨的誕生以工人階級的存在為前提，時常被了解為民族現象，其實，牠主要應該被了解為國際的或世界的現象。社會主義革命的成熟，無產階級革命及其專政的成熟，首先是由世界資本主義制度的爛熟程度及其矛盾的程度來決定的。整個人類的歷史，至少自從俄國十月革命以來，就已進入社會主義革命的時期。毋須說，倘以個別國家而論，世界上有大多數國家未曾在「經濟上或政治上成熟到」社會主義革命，但這並不影響到我們說人類歷史正處於社會主義革命時代的看法，因為在那些落後的與未獨立的國家中，如果發生了「民生、民權與民族」的革命，祗要牠時間延續與範圍擴大，那末由於其內在的邏輯與外來的壓力，牠就一定要不斷發展，在或長或短的時間內，成為世界革命、亦即社會革命的一部分。正因為此，在單獨的落後國家內，儘管牠本身的現代工業並不發展，儘管新式產業工人的人數在總人口中占極小比例，卻有可能產生、並且應該發起與發展工人階級的、或代表工人階級利益的社會主義的或共產主義的政黨。總之，一個工人階級政黨的「毛」，不一定要附在本國本民族的工人階級這個「皮」上。主要是世界性的工人階級，在近百年來久已乎成為世界性的革命社會主義思想，提供了各別國家的工人政黨的存在前提及其意識思想與行動指導。

因此，將「毛」和「皮」的關係十分形式的、狹隘的加以觀察，顯然是錯誤的。由這個錯誤的看法，產生了各式各樣的其他錯誤見解。牠們主要表現於如下兩個方面：１認為工人政黨必須存在於工人區域中，其成分必須全部為工人，領導者主要須由工人出身，該政黨的主要的甚至唯一的活動應該是改善工人利益，他們將全部注意幾乎集中於工人的經濟鬥爭，他們對全民族的、與工人階級無直接關係的政治鬥爭不感興趣……這種思想，在歷史上曾產生過工聯主義、經濟主義與尾巴主義等等。２認為在工人階級佔全國人口極少數的國家中，根本不應該組織獨立的工人政黨，而應該組織「工農黨」，或者主張將工人黨加入民族資產階級的政黨－－例如國民黨步自居於左傾的一翼。他們並認為這些政黨不應該有自己獨立的行動與立場多而應自限於「革命資產階級」的贊助者、推動者與監督者的資格。這種思想，主要表現於史大林布哈林對中國革命的領導上，特別暴露在他們對中國國民黨關係的政策上。

上述兩方面的錯誤，發生的原因當非一端，不過我們指出那個關於工人階級與工人政黨之間的形式的與狹隘的看法，民族的而非國際的看法士都不失為重大原因之一。此外，列寧在「做什麼？」一書中，更從另一方面，從社會主義與工人運動的不同來源少澈底精詳地批判了工聯主義與經濟主義的錯誤。他大膽地步似乎公然違反馬克思主義地步駁斥了一般「馬克思主義者」對於工人階級意識及其自發性的拜物教。他令人吃驚地宣佈：「工人本來也就不能發生社會民主主義的意識。這種意識祇能從外面灌輸進來。各國歷史證明：工人階級憑靠自己的力量，只能造成工聯主義的意識，即對於必須組織工會，必須與廠主鬥爭，必須從政府那裏爭得頒佈工人所需要的某種法律等等的信念。而社會主義學說是由有產階級出身的那些受過教育的份子，即知識份子所製定的哲學理論、歷史理論以及經濟理論中長成的。」（見「列寧文選」兩卷集第二○二頁）他又說：「當工人還沒有根據各種具體而且確實迫切的（當前的）政治事實和事變來學會觀察現社會中其他各個階級在其思想道德和政治生活上的一切表現時，當工人還沒有學會用唯物主義觀點來分析估計所有各個階級，各個階層集團的活動和生活中所有各方面的表現時，工人群眾的意識是不能成為真正階級意識的。」（見同上引書第二三七頁）列寧在這些話中以其特有的誠實、勇敢與深刻少說明了這樣一個真理：目前唯一進步的階級工人階級，在其定向自我解放與社會解放的革命途中，並非自給自足，不假外助的多特別在意識和思想方面，牠得從外「輸入社會主義」。社會主義的整個思想不可能從工人階級的生活和存在中自動地，「客觀地」產生出來。（這種「自動」產生出來的工人階級意識思想時常替資產階級服務的。）牠首先倒是被出身資產階級的知識份子，「不依賴於工人運動的自發增長過程，而從革命社會主義知識界的思想發展中自然和必然產生出來的結果。」（同上引書第二○二頁）從這裏，列寧強調了社會主義政黨對工人階級與工人運動的領導作用，確定了先鋒隊與階級群眾之間的相互關係。依據這個關係，「皮」和「毛」的比喻，祇有在原始與根本的意義上纔能成立。在發展了的關係中方社會主義政黨的生活（其行動及其意識）決不是牠所代表的階級之直接與簡單的反映，二者的存在也不是絕不容許有任何離開的。一個強大的歷史悠久的工人階級可以有一個軟弱無力的政黨，反之，一個數量微少、誕生不久的工人階級倒往往會有一個堅強戰鬥的先鋒隊。有些工人政黨，出工人自己領導、在工人區中生長、年長月久地與工人群眾息息相通方可是一到緊要關頭，碰到了勞資衝突的大問題，這些工黨卻總是幫資本家的。另一方面，有些社會主義政黨，特別是牠的領導機關或領專人物，因為種種原因，被迫與他們所代表的階級群眾離開，或長期地離開，但因他們堅持革命社會主義的思想，堅持革命的綱領之故，卻終於領導了工人階級走上了革命勝利。

可見根據列寧關於工人階級與工人政黨相互關係的見解，一個決心要代表工人階級利益的社會主義革命黨，並不一定要片刻不離地存在和活動於工人區域之中。工人政黨如能擁有大量工人出身的優秀領袖和幹部，如能擁有壓倒多數的工人黨員，如能在工人區域中築成最堅強的據無步如能與工人大眾的生活息息相關，這當然是最大好事，是最大幸運，但單靠這件好事，卻不能保證這個政黨能成為社會主義的革命黨。另一方面，一個工人政黨，如果因為客觀原因，主要例如反動政府用極端嚴密的恐怖手段控制城巿，特別控制城巿中的工人區域，以致這個政黨的領導機關及其領袖人物，被迫進入牢獄，或流亡海外，或逃向僻遠的農村，在那裏，他們不得不主要生活在、並依靠著小資產階級的勞動者（農民）與知識份子，藉以繼續從事首先代表工人階級利益同時亦代表廣大民眾利益的革命鬥爭－－這情形當然是不好的，是一個工人政黨的大不幸，但是單憑這個事實，我們不能就此斷言這樣的政黨絕對不能成為革命的社會主義者，不能斷言牠不會引導革命至於勝利。

在這裏，列寧當年用以打擊俄國經濟主義者的那些論點，現在倒可以幫助我們改正一個正統馬克思主義者在組織工作方面的重要見解了。那個見解是：一個革命的工人政黨，在任何情形之下都必須以城巿工作為主，如果這個政黨，不管因為自動的或被動之故步離開了城巿和工業區，以致其成分變為以小資產階級份子（知識份子或農民等）為主幹，那末牠必然要墮落或死亡的。這個見解當然與經濟派的主張風馬牛不相及。牠是真正馬克思主義的，也是布爾雪維克主義的。無產階級政黨要想免於墮落或死亡，要想鞏固、發展以至勝利，其重要條件步不用說，是要擁有和保持城市工人階級中的堅強據點，是要擁有大量無產階級的黨員和幹部，乃至不少個工人出身的、在鬥爭中久歷鍛鍊的革命領袖，近代革命史上不少例子，曾經從正面和反面證明了上述見解的正確。但是一些新的史實向我們提出了這樣的問題，即若那個革命的工人黨遭到了我們剛才提及的「不好與不幸」的情形，又若他們試盡一切方法以圖繼續城巿地下革命工作而不可得，或幸能維持地下工作而無法開展，那末他們是否可以與是否應該暫時以主力離開城巿和工人，在嚴格堅持革命政綱與馬列主義原則思想條件下方以並非無產階級的一般勞動者為基礎，進行革命工作，而且確能進行革命工作，使政黨不致墮落與死亡呢！簡單些，這個問題可以這樣提出來：在某些特定的條件之下，一卓堅強團結的社會主義的職業革命家，在或長或短的時期中脫離了無產階級，是否仍能代表這個階級的利益？或者，更簡單些，問題可以規定如下：社會主義的思想多抓住了一群知識份子的革命者，再經過他們，抓住了廣大的非無產階級的勞苦群眾，是否也能夠在相當長時期內，擔負起工人階級革命黨的責任？上面用三種方式提出而本質上相同的問題，按照傳統馬克思主義派的立場，所給的答覆都應該是偏於否定的。因為步如果我們肯定地答覆這些問題，就彷彿不但違反了馬克思主義最根本的階級觀點，而且離開了存在決定意識，生活決定思想的基本立場。所以，像俄國當初的經濟派以及類似的人不必說；他們是「主張『純粹工人運動」的，主張與無產階級鬥爭發生最密切、最「有機」的聯系的，反對任何非工人出身的知識份子的」（見同上引書第二○八頁），當然要以絕對否定的態度來答覆我們上面的問題，但即使同意列寧在「做什麼？」一書中意見的人，他們堅決相信社會主義與工人運動是「並排產生出來步不是彼此產生出來，而是在各不相同的前提下產生出來的」；堅決相信工人階級要受社會主義的「灌輸」，其鬥爭與革命必須受社會主義政黨的領導的，也未必會輕易地以肯定方式答覆上面的問題。因為，他們雖然不機械地將存在與意識問題移到這方面來，他們卻看見過太多的例子，暴露出長期間脫離了工人大眾的知識份子的社會主義者或共產主義者集團，或者在革命勝利前就經歷了資產階級的腐化墮落，以致斷送了工人階級的事業，或者在革命勝利後，他們迅速變成騎在勞動大眾頭上的新統治者女成為肆無忌憚的官僚，因而同樣敗壞著工人階級的歷史事業。

這一種人對於我們上舉問題採取懷疑或否定的答覆態度，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且在某種限度內方今後也還是正確的。占據工人政黨上層的非工人出身的（甚至是工人出身的）社會主義者與共產主義者，長期間脫離了工人群眾會變成怎樣醜惡的面目，我們可以一方面從老機會主義的第二國際政黨中的領導層，另一方面從史大林們的情形中見到的。這二者的腐化與墮落，不用說有許多更大的歷史原因，但領導群之脫離其所代表的群眾，無論如何是原因之一。所以我們說，如何保持階級群眾及其領導者們的密切聯系，乃是防止革命黨腐化墮落的重要保證，這保證在今後也許越來越重要的。但是多人們如果為了這個理由而認為無產階級的黨任何時候都不能離開城市環境與工人階級，那就有點因噎廢食了。

綜合上面所說多我們可概括如下：從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關係及其階級鬥爭中方產生了一方面的社會主義的思想運動方與另一方面的勞工運動。二者結合，造成了最近百餘年來以工人階級為主力的、以改造整個社會制度為目的的社會主義運動。社會主義思想祇當牠與工人階級結合後纔有力量，纔能體現；工人階級則祇當牠接受了正確的革命的社會主義思想，並接受了根據此一思想組織超來的政黨的領導之後少纔能讓自己的鬥爭獲得進展和成功。因此，社會主義的革命黨必須建築在工人階級的基礎上方必須與牠保持最密切的關係。但這個關係並不是密切到有如形之於影方或肉體之於精神。二者不是同一事物的兩種不同作用，更非一物之兩面。社會主義思想並非為工人運動生出來的東西，牠們乃是並排產生的兩個力量。因此，社會主義（其思想及其組織）與工人階級運動在生活上是可以分離而又不可以分離的。可以分離，即是說，一個社會主義的革命組織，如因種種客觀的不利條件，被迫離開了工人階級的基礎與環境，並不意味著立即墮落或死亡，牠能夠存在，能夠繼續鬥爭，甚至能夠發展－－即使暫時間依靠了非無產階級群眾－－祇要他們認真努力來堅持和貫澈社會主義思想及其政策。所謂不可分離，那是說，一個社會主義革命黨，不管主動或被動地長時間離開了牠所代表的工人階級，那末作風上、行動上、政策上、乃至根本思想上勢必要多少蒙受異階級的影響，這種影響如果經過了或戰勝了上面所說的堅持，那末黨、特別是牠的領導層，就要發生嚴重的墮落或變質。

這樣的可以另離與不可以分離多在不同的歷史條件中，針對著不同的對象，為了不同的目的，列寧曾經一再發揮過的。粗略地說來，在二十世紀初，正當布爾雪維克黨締造之時，列寧強調了二者的「可以分離」；當十月革命以後，特別在新經濟政策實行後，他是強調了「不可以分離」。前一強調的目的，在於建立革命職業家的組織，在於樹立不屈服於工人階級自發性的革命理論，在於超出工人狹隘的經濟利益，高瞻遠矚地奠定俄國無產階級革命、乃至世界革命的宏偉計劃。後一強調的目的，則在於保證黨和國家的不致於官僚墮落少在於保證社會主義革命及其建設的健全發展。

祇有像列寧那樣，在最根本的理論認識上把握了那個可以分離而又不可以分離的道理，纔能一方面勇往直前地去創建有別於工人組織的革命職業家組織，另一方面知道如何與工人大眾保持生活上與思想上真正密切的聯系，藉以防止那個職業家組織的硬化與腐化。

在將社會主義者的組織和工人階級分離這條路上，毛澤東簡直比歷來所有馬克思主義者走得更遠。在整整二十四年的長時期中－－從一九二七年秋到一九四九年春－－他遠離了城巿和工人階級。其間除了三四年以外，一百以他為首的那個共產黨，憑藉著武裝的農民力量，始終困鬥圖存並俟機發展於邊遠的鄉村中。他以為這樣做並不危害共產黨之成為共產黨，並不妨礙這個黨之繼續為工人階級服務，並不會斷送無產階級革命的歷史利益。但是為什麼會如此呢？換句話說，即為什麼共產黨跟牠所代表的工人階級長期分離而仍能保持其為工人政黨，並仍能起這樣政黨的作用呢？毛澤東從來不曾考慮過這個問題，不僅在當初、事前，即使在今天、事後，他也不曾接觸到這個根本的有關乎馬克思主義的問題。關於社會主義革命黨和工人階級之間的「可以分離」，為什麼「可以分離」，即列寧當年為要創造一個存在於工人階級之外與之上的革命黨時，曾經精詳地探討了的那些問題，毛澤東卻完全不曾探討過。可是在事實上，毛澤東所做的是要使工人黨和牠所代表的階級實行史無前例的分離，所以他如果日三個偉大的革命戰略家，他應該比列寧更迫切地要研究那些問題。毛澤東卻不僅行前不曾求知，而且行後也不去思索其所以成功之理。試問，他怎配稱為偉大的戰略家？

還有，毛澤東既不曾在理論上探索過「可以分離」的原因，以致他也不可能深切懂得二者「不可分離」的道理。毛澤東所率領的知識份子的黨和農民組成的軍隊，和他在政綱上昕代表的工人階級分離了二十四年之後，終於又復合了。那是以解放者及被解放者的資格復合的。糟糠夫妻睽違了不祇十八年，回來的丈夫不但「做了官」，而且「封了王」，他對於苦守寒窰的老妻是很難於平等相待的。剩留的可能還有一些憐憫，卻不會是早年似的恩愛了。如何纔能使做官封王的浪子忠實地為貧婦人服稱，實在是一個極其困難的任務，極其複雜的問題。可是在毛澤英，這樣的任務和問題不曾存在。他完全不曾看見那個長離墓地的工人政黨之可怕的變樣，牠那嚴重的官僚化的墮落，那種勢所必然的騎在人民頭上的作風、思想和行為。毛澤東完全沒有在理論上預見到革命黨與工人階級之間的「不可分離」，更沒有體會到「可以分離」與「不可分離」之間的相輔相成關係。因此過去並非有意識地寶行了這個「分離」，現在也就不能有所準備地來完成這個「不可分離」。要使那個並不直接依靠工人階級的、憑槍桿子打天下的共產黨充當工人階級的勤務兵，要他們不以主人翁自居，該是多麼艱難的一回事呀。如果黨的覺悟領袖們，深深預感到這個艱難，並痛切地意識到此一艱難任務之能否完成有關乎整個黨與整個革命事業的成敗，那末他們在不能不離，以及離而復合之際，又該多麼戒慎慄懼，翼翼惕惕，不僅在內部教育上要拼命反對違反群眾利益，違反工人階級利益的官僚主義，而且更重要的，必須採取具體嚴格的步驟（有如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一書中所擬議者），阻止官僚制度的形成，反對一切已經形成的官僚政制。

毛澤東顯然沒有這樣做。特別在防止和反對官僚制度的實際步驟方面方可以說達一點鄭重的企圖都不曾有過。自從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工人階級重逢以來，中共無論在黨、政、軍諸方面，都不曾絲毫放鬆過自上而下的、訓政式的、軍事性的管制，因而完全窒息了工人民主的發生，完全閉塞了下情上達的孔道，讓官僚主義與官僚制度達到了可怕程度。目前中共將中國的經濟民生導入了空前緊張和痛苦的地步，一個最大原因，就是窒息了這點勞動大眾的民主，以致官僚們能一意孤行，胡作妄為，不受絲毫群眾監督。這問題如果縮小到毛澤東個人的責任土來，如果僅僅從毛澤東的思想中去尋找部分原因，那我們不能不指出：這是由於毛澤東不懂得工人政黨如在某種條件下和牠的本階級分離，則必須同時切記二者的不可分離，尤在事後要加倍強調這個不可分離。

毛澤東既然沒有這樣的體會和了解，則不管他初時以武裝鬥爭來實現了這個分離，也不管他後來因武裝鬥爭的勝利而完結了這個分離，卻終歸不能算是偉大的戰略家。

研究了毛澤東在這方面的種種，我們倒可以而且應該規定出一些馬克思主義關於武裝革命鬥爭的戰略來：

１現代（十月革命後）國家中社會主義政黨或共產主義政黨的產生，其主要客觀背景乃是國際無產階級的存在及其革命鬥爭，其次纔是各該國工人階級的存在及其鬥爭狀態。各個民族的工人階級政黨並非完全靠本國工人階級賦與生命的。何況社會主義與工人運動原本有其不同的來歷，牠們不是一物化二，而是二物合一。因此二者的聯系並非像某些人所想像一樣：必須「有機」與「純粹」，必須形影相隨力而是容許形迹上，甚至思想上有所分離的。

２隨著世界資本主義國家的法西斯化與軍事化，主要實行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的西歐國家中社會主義的工人運動方式，在許多落後國家中早已行不通，在另一些地方也逐漸行不通。組織工人階級，然後以此為中心而團結全國最大多數民眾，社會主義者或共產主義者憑此力量以贏取選舉－－這樣的傳統鬥爭道路，在某些地方是僅餘形式，在另一些地方則連形式都不讓存在。工人階級的任何獨立組織，工人政黨的任何活動，都會遭到極其殘酷的摧殘鎮壓。在此情形中，工人政黨如決定固守基地，不與本階級作片刻分離，不後退半步，不作任何迂迴，那末結果不是被統治者連根剷除，便是蟄伏不動，若有實無。

３在上述情形中方社會主義者暫且把部分力量，或甚至主要力量，從工人區域撤退，以便在較不愛人注意之處，或較易藏身的群眾與環境之中活動，非但容許，抑且必要。如果條件有利，特別是當統治階級進行內戰或外戰時，革命者乘機組織武裝是必須的。

４「以武裝的革命對付武裝的反革命」確實曾經是，而且將來還可能是許多國家中革命戰略的一個重要特點。無產階級政黨為要執行這樣的戰略，勢必要像劉少奇所說，讓「幾十萬黨員長期脫離了他們原來的社會職業，轉入革命的軍事集體生活與生死鬥爭中，使他們在思想土、組織上受到了嚴格的教育與鍛鍊……」（見劉著：「論黨」第二章）這情形自然是好的，而且是必要的。但其本身決不像劉少奇所說，是那個政黨獲得無產階級性質的一個條件，恰好相反，這種情形出現在「先鋒隊」和牠的階級長期分離之時，倒是使政黨失去其無產階級性質的一個條件。「長期脫離社會職業」，「長期過著軍事集體生活」，長期處於落後的農村環境中，長期習慣於對上級服從對下級指揮的作風，這「幾十萬」戰鬥員自能養成「集體意志」，但難於「提高階級覺悟」，他們的「組織性與紀律性」可能加強，但他們的民主性與首創性卻勢必減少，而上謟下驕、自命不凡的官僚優越感則一定要發生滋長。因此，當一個無產階級的革命黨，倘為形勢所迫步不得不暫離工人區域與工人階級，轉移到農業的落後地區去進行長期武裝革命之時，黨的領導者為了保證不失去其無產階級的性質，必須時時警惕步加倍警惕，在思想上固然要進行堅決的保衛馬列主義的鬥爭，同時卻必須採取具體步驟少不斷反對官僚主義，設立明確的制度（主要是勞動大眾的民主監察機構），藉以防阻與克制任何背離無產階級歷史利益的思想、作風或行動。再若這個全身武裝的黨遇到了形勢轉變，以勝利者資格回進城巿，與長期分離的工人階級重逢，那時步黨為了要確保與鞏固其無產階級性質，更應如何面向工人步如何設法以群眾的民主來醫治實事官僚性質的宿疾，那是不容說的。在所應採取的方法中，第一是要儘量吸收廣大工人群眾入黨，藉以改變黨員成份上不利於無產階級的比例，（今天中共約黨員成分，根據一九五六年九月劉少奇在中共第八次大會上的報告，在「一千○七十三萬黨員中方工人占百分之十四士農民占百分之六十九，知識分子占百分之十二」。）第二必須儘速廢止黨內生活與政治生活中的軍事統制，儘量創設黨內外的民主監察機構，使黨內外的工人大眾真能發揮對於其階級代表的督促下監視、批評與擁護的積極作用。

總之，長久分離與勝利歸來的工人政黨步如想真正成為工人政黨，如想真正為無產階級的歷史利益服務，以便進一步完成社會主義革命與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任務，那末牠的領導者必須以加倍的注意和努力，去做工者「不可分離」方面的工作。

５一個用槍桿子打定了江山的工人政黨，成功之後，如果牠能及時與盡力地將自己鞏固在無產階級大眾的基礎上，那末無疑多牠可以向而且應該向社會主義的建設前進。但是向這路上走去的社會主義革命者應該清醒地懂得：社會主義建設這個任務，比之於在某一民族中建立社會主義政黨這個任務，甚至比之於這個政黨在各該國中以革命奪取政權這個任務，都具有大到無可比擬的國際性質。這個國際性質大到這樣程度，竟使牠在單獨一個國家之內是無法澈底完成的。有誰如果沒有這個清醒認識，以為社會主義政黨祇要統治了一個國家，不管牠所統治的地方大小如何，也不管國家中原已到達的經濟文化水準高低如何，祇要有了「英明的領導」，有了「正確的計劃」，驅使本國勞動大眾去苦幹、躍進、便能在這地方造成社會主義的綠洲，那末不但錯誤，抑且罪惡。史大林「一國社會主義」的全部悲慘史，本已足為前車之鑑，無奈毛澤東不能從中引出教訓多以致在中國又表演了「三面紅旗」的諷剌大悲劇，將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神聖旗幟大大污損了。

從上述五點原則性的標準來評量武裝革命論方面毛澤東這位戰略家的高度，評量他的長處和短處，我相信會是公允而客觀的。一切社會主義者與共產主義者的革命家步如想研究毛澤東思想的這一個重要方面，我相信祗有秉著這些個標準，纔能有所獲得。

我們的問題是這樣提的：「毛澤東如果自覺地、全面地、將武裝鬥爭提高到革命戰略地位，特別是如果他自始就能將此一戰略路線安置在整套不斷革命論的戰略中來提出、考慮和執行，那末，中共以及一般的中國工農，在其走向勝利多取得勝利和擴大的過程中方會呈現出與實際上已經呈現了的情形有怎樣的不同？」這問題又可用另一方式來提出：如果毛澤東那個武裝鬥爭的戰術，並非與史大林的「第三時期的哲學」和「人民陣線」相結合，而是與托洛次基的不斷革命論的戰略相配合，中共是否會勝利？如果勝利步其間所走道路，以及牠所付代價是否會一樣？

我們不想在這裏太詳細地、逐步跟著歷史發展地，將事實上的史毛結合和假設中的托毛結合兩相對照，從而指出其可能做成的不同。這樣做，一來是勢必占去大量篇幅，二來是要重覆本書其他都分所已談過的評述。因此，這裏我們祗預備從如下三個方面來解答上面的問題。第一，蘇維埃或國民會議，第二，聯合政府或共同行動，第三，民族社會主義或國際社會主義。

中國的蘇維埃口號，我們知道，原本是托洛次基最先提出的，那是在一九二七年春天，北伐軍進抵長江，工農運動在湘贛鄂等地蓬勃興起的時候。為使這些廣泛而散漫的群眾運動獲得力量，足以和控制軍隊的國民黨資產階級對抗起見，以托洛次基為首的聯共黨內的反對派便提議組織工農兵代表會議（即蘇維埃），這提議遭到了史大林當權派的堅決反對，理由是：１蘇維埃乃無產階級革命的組織，與「資產階級性質」的中國革命不相容，２蘇維埃乃暴動機關，與國共聯合的政策不相容。結果如所周知，國民黨軍政領袖利用了革命群眾的鬆散無力，一再叛離革命，最後將革命和革命者撲滅屠殺於血海之中。關於這個時期史托雙方爭論的誰是誰非，歷史證明得直截明快，以致公正的歷史家與革命戰略家祗要稍稍了解雙方爭論的事實與理由，就不難斷定：如果一九二六－－二七年，中國共產黨實行的不是自縛手足向國民黨投靠的史大林路線，而是特立獨行廣泛組織工農本身軍政力量的托洛次基路線，那末多中國乃至全世界近幾十年的歷史都可能要重寫了。如果中國的工農政府建立於一九二七年而非一九四九年，則其間當然不會有蔣介石血腥的軍事獨裁，多半也不會有日本帝國主義的侵華戰爭（因為日本在勝利的中國革命影響之下，很可能有不同的發展），即使仍有中日戰爭，則其過程一定會比較短促，對中日雙方都不會有如此悲慘的後果，蘇聯多半不會經歷如此可怕與深刻的墮落，因而德國在三十年代再度崛興時可能不是納粹主義而是共產主義，如此，則第二次世界大戰亦可能不會發生，整個世界都可能以革命代替戰爭，因此呈現出一個完全不同於現狀的「今日世界」的了。

一九二七年冬天中國革命失敗後方圍繞於蘇維埃口號的爭論，發生了極有趣的相反變化。過去的反對者變成了擁護者，擁護者變成了反對者。史大林最初因為把革命失敗說成為革命轉入了更高階段，於是突然間提出蘇維埃口號來進行反國民黨的暴動。托洛次基則斷定全國性的革命局勢業已消失，革命已因機會主義的領導而遭受嚴重失敗多此時以蘇維埃口號來進行絕望的暴動，結果祇能加深反革命的程度，延緩新革命的到來。托洛次基主張立即提出革命的民主口號，即普選全權無記名的國民會議口號，藉以重新團聚革命力量，反對國民黨的軍事獨裁。

這爭論的結果也是大家熟知的，經過一連串絕望的可悲的盲動以後，史大林被迫宣佈蘇維埃口號僅僅當作實傳口號，卻仍反對採取任何形式的革命民主口號，以為行動之用。因此，中共在很長時期內（自一九二八年夏至一九三五年秋），竟沒有一個中心政治口號，以為一切鬥爭的總方向，總目標。江西紅軍在反圍剿戰爭中終於失敗，牠之所以要突圍「長征」，所以會喪失全部城巿力量，會損失軍隊的百分之九十，原因固然許多，但當時共產國際與中共領導之排斥國民會議口號，拒絕為總的民主綱領作革命鬥爭，以致其武裝的土地革命運動陷於孤立無援與困苦絕望之境，卻不失為重大原因。

當時的武裝革命到底該不該與國民會議口號結合起來？如果二者真的從一九三○年前後就聯合成一起步以武力為徹底的民主要求而鬥爭，那情形與事實上（即排斥了國民會議綱領）所發生的該有怎樣不同呢？回答這兩個問題，最好引用毛澤東的話。一九二八年冬天，毛澤東領導的武裝鬥爭已經進行了一年，作為行動口號的蘇維埃被取消也有半年多了，此時他寫了那個名為「井崗山的鬥爭」的報告步其中有一段話，恰恰是回答了我們剛纔提出的第一個問題。這段話，我們在本書前一章約有關章節中全部引用過。為了避免重複起見，這裏祇將其中最最重要的幾句重引一下：

﹁我們深深感覺寂寞，我們時時盼望這種寂寞生活的終了。要轉入到沸熱的全國高潮的革命中去，則包括城市小資產階級在內的政治的經濟的民權民主鬥爭的發動多是必經的道路。」（加重點是我們的－－雙山。）

「中央要我們發佈一個包括小資產階級利益的政綱，我們則提議請中央制訂一個整個民權革命的政綱，包括工人利益、土地革命和民族解放，使各地有所遵循。」（以上兩段引文，均見「井崗山的鬥爭」中「革命性質問題」一節。）

這兩段短短引文，非常扼要地說清楚了「一個整個民權革命的政綱」，即一個以普選全權國民會議要求篇標誌的整個民主革命政綱，在當時是如何迫切需要，並且非常生動地描寫了因此一口號之被排斥，使革命隊伍如何深深陷入寂莫之中。看過了毛澤東這樣的證言，那末當時究竟該不該將武裝鬥爭與國民會議口號聯合起來，可以不答自明的了。

然則，毛澤東們如果在國民會議口號及其政綱下進行武裝鬥爭，中國革命的實際發展會有怎樣不同呢；在這裏，任意的假設當然不相宜，但從毛澤東當時的願望中方我們卻至少有理由指出這樣一種可能的不同步那就是：「紅軍的寂寞生活」可以較早「終了」，因為「包括城巿小資產階級在內的政治經濟的民權主義的發動」，「沸熱的全國性的革命高潮」也會較早來到。如此，則「紅軍」可能無須「長征」；國共也可能不需要表演令人迷惘的悲歡離合，革命勝利大有可能獲致於長期戰爭之前。

如上所述，可見毛澤東的勝利，並不能表示他所長期結托的史大林路線的正確，也不曾判定了他歷來排拒的托洛次基路線的錯誤。事實真相，倒是應該相反的。不錯，托洛次基從來不曾贊許過共產黨人離開城巿和工人階級，去做武裝鬥爭。當一九三○年秋天，中共的軍事鬥爭有了相當發展，初次在國際上引起廣泛注意之時，托洛次基及其同志們曾經原則性地表明了對此問題的態度，他說：「中國共產黨員現在就需要一個適合較遠前途的政策，他們的任務並不在於分散其力量於農民暴動之散漫火焰裏去－－人數甚少力量甚弱的黨總是不能籠罩這些區域的。共產黨員的任務乃在於集中力量於工廠、作坊、工人區域、向工人解釋鄉村事變的意義，提高疲累者的精神，並在為經濟要求為民主口號並為土地革命而鬥爭中將他們團結起來，惟存走上這條道路，即惟有經過工人的覺醒和團結，共產黨才能夠成為農民暴動的，即整個農民革命的領袖。」（見「中國革命問題」中譯本二七七頁）這是正統的馬列主義對此問題的立場，這個立場是否已被歷史證明出需作若干修改，我們在上面已經詳論過，此地不贅。我們這裏必須介紹的，乃是托洛次基雖然採取這樣立場方可是並不根本排斥這個鬥爭在適當條件配合下可以發展的前途。在同一文件（「國際共產主義左派反對派告中國及全世界共產黨員書，）中方他說：「農民暴動之廣大漲潮無疑可以推動工業中心的政治鬥爭活躍起來，我們堅決地預信這個。」他說：「誰也不能預言：農民暴動的火焰是否能夠在長久時間繼續支持著，直至無產階級前鋒隊自己強固起來，領導工人階級鬥爭並使工人的爭取政權的鬥爭與農民對其切近敵人的進攻相配合起來。」更重要的，托氏在當時又很具體地提出如何能使這些武裝鬥爭可以勝利的辦法，他說：「農民運動多縱然掛上蘇維埃招牌，仍舊是散漫的，地方性的，省份性的，要將農民運動提高至全國規模，必須使爭取土地和反對軍閥捐稅壓迫的鬥爭與中國獨立和民族自主的觀念聯系起來。這種聯系之民主的反映就是全權的國民會議，在這個口號之下，共產黨前鋒隊就可以在自己的周圍團結起工人，被壓迫城巿平民以及幾萬萬貧農等廣大群眾，以從事反對國內外壓迫者之暴動。」（同上引書第二七九頁）

托洛次基這些話是在一九三○年九月說的少牠們和二年前毛澤東對中共報告中的願望多麼相符呀。祇因毛澤東不是有理論修養的戰略家，所以他雖有那種需有民主政綱的迫切感覺，卻自己不會這樣主張，而且不得不跟在史大林後面誣衊國民會議口號為「取消主義」。此後毛澤東不但還要「寂莫」，而且還要痛苦五六個年頭，等史大林在全世界由冒險主義跳回到機會主義之時，纔能在史大林頒佈的新政策的掩護之下，來宛委曲折地承認過去在這方面的錯誤：「全國人民及各黨派的愛國份子，必須拋棄過去對於國民大會和制定憲法問題的冷淡。」（見「中國共產實在抗日時期的任務」）毛澤東當然不會說出，正是史大林在過去叫中共「冷淡」國民大會和制憲問題，正是中共叫「全國人民及各黨派」保持這個「冷淡」的。如果自始沒有冷淡，如果自始就像托洛次基所說：在全權國民會議口號之下，共產黨前鋒隊在自己周圍團結起工人、被壓迫城市平民以及幾萬萬貧農，從事反對國內外壓迫者的暴動，那末中國的革命史會有多麼大的不同呢？這問題毛澤東本人應該最有資格來回答的方可惜礙於派系鬥爭的利益，這位曾因沒有民主政綱而深感寂寞的經歷者步不肯出來為托氏作歷史的證人了。但是，沒有證人，問題是同樣清楚的。

[1]註:上引托氏文句，均引自他於一九二七年五月所寫的「中國革命與史大林同志的提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