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思想論稿
一 寫在前面
毛澤東其人及其思想，在過去三十年的中國政治史上發生了巨大影響，目前，正在對中國乃至世界的實際政治發生著巨大影響，將來，那個影響還一定會繼續的。這樣的人物，這樣的思想，值得人們之精詳研究，自不待言。
中共把研究毛澤東思想當作一個「最主要的政治任務」提出來。與「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的出版相配合，一個轟轟烈烈的學習運動更掀起在全黨全民之中。對於這樣的任務和運動，我們該作怎樣的看法？如果我們認為毛氏的生平及其思想值得精詳研究，那末對於中共的這個研究運動是否贊同與擁護呢？
研究毛澤東思想與中共大張旗鼓提倡著的毛澤東思想研究運動，根本不是一回事。前者應該是科學性的，而後者則完全是政策性的。如實地、科學地研究毛澤東其人及其思想是一回事，懷著神化目的，以建立「永不錯誤」的權威為目的，因而材料經過選擇，甚至經過改竄，研究被納入一定軌轍，討論必須在「領導」之下，這樣的研究學習，乃是完全不同的一回事。我們主張前一種研究，反對後一種研究。如實地，科學地研究毛澤東及其思想，不但能確定歷史的真相，能使人從事變的發展中得出規律，從而得出教訓，並且能使這樣的規律和教訓，應用於其他國家中，特別是落後的殖民地國家中，使那些國家中的工農大眾，也能夠取得革命勝利。如實地、科學地研究毛澤東及其思想，不但能使一些掩蓋在狹隘派別利益的宣傳下面的真相得以恢復，使三十餘年來有關中國革命的各派思想，特別是史大林與托洛次基二人所代表的思想，獲得公平的證驗，並且據我們看來，毛澤東思想的真正歷史地位，反而會因此有所提高，不曾因之而降低，因為「始終正確」的「神」沒有生命，而有錯有對，特別是錯得比人少對得比人多的「人」，卻是有偉大生命的。可惜，今天中共（其實是毛澤東自己）所發動的那種思想研究，其目的顯然不是要確立毛澤東這個人的整個內容及其成長過程，而是要把這個人變成神，要把一個有生命有血肉的人和思想，變成為無生命無血肉的神和神話。
中共不諱言毛澤東思想的研究運動是一個政治任務。不過他們沒有把這個政治任務的真實內容說出來，他們不敢說這是要確立和鞏固廣大群眾對於毛澤東的一尊的崇拜。這樣一個任務，在我們看來是反動的。
我們反對以「造神」為目的的毛澤東思想研究，卻要做信實的、科學的與歷史性的毛澤東思想研究。不過著手做這樣研究之時，我們卻遇到了幾乎難以克服的困難，那就是：需要材料太多，而作者今日所處的環境卻難於接觸到有所必需的材料；少數能夠獲致的材料，又都是經過化妝手術的，難於知道其中還保存著多少真面目。研究毛澤東思想的主要材料自然是毛氏本人的著作，可是我們所能得到的卻祇有精選過的四冊，而這些選出來的文章，「其中有些在文字方面著者曾作了一些技術性的修改」（見一九五一年版「毛澤東選集」的出版說明），「也有個別的文章曾作了一些內容的補充和修改」（見一九五三年版「選集」的出版說明）。究竟怎樣才算是「技術性」的？「補充」了什麼？作了怎樣的「修改」？選集中完全不給標準，也根本不曾註明。因此，當閱讀毛澤東的著作時候，我們就無法知道究竟那一些是事先預見，那一些是「過後方知」。不能確切知道這一些，就大大妨礙了我們研究工作中想要做到的「信實的」、「科學的」與「歷史的」這些個守則，因此在我們書中的某些判斷，有時祗能採取保留式的，假定性的態度。
毛澤東為什麼祇出選集而不出全集？據出版委員會的聲明，乃「由於國民黨反動派對於革命文獻的毀滅，由於在長期戰爭申革命文獻的散失」，以致「現在還不能夠找到毛澤東同志的全部著作」。上述無疑是一個理由，但決不是主要理由。毛澤東不學列寧以及蘇聯其他領袖的樣。不出版全集而出版選集，其最主要理由我以為是：實踐重於理論、策略重於原則的毛澤東，前後文章中有的是矛盾和不一貫的地方，今日之我常與昨日之我為敵的，同時過去當作手段而採取的許多對國民黨蔣介石的卑恭詞令、態度和立場，在今日勝利後看起來是太礙眼了，特別在年青一輩革命者的眼中，這些文字會大大損害他們對毛澤東的偶像崇拜。為要建立「一貫正確」與「永遠正確」的神話起見，這樣的選擇便被認作是必要的了。
不用說，這種動機和辦法都是非常不好的。即使不是為了歷史的真實，而是為了教育年青的革命者，也是非常不對的。因為正確的事例固然可以教育人，而不正確的事例（只要如實地指出其改變經過），卻具有更大的教育價值呢。人不能從神的奇蹟中獲取經驗，卻能從人的事蹟中學習教訓。可惜一切中了個人崇拜毒的政治家，一切為個人崇拜所支配了的制度，總是不明白這個最淺近的道理。
一個作家，當他將自己的作品匯編出版時，是否可以選擇？是否可以補充和修改？這，首先得看是什麼性質的作家，得看是什麼性質的作品。如果是文學或科學的作家，如果那些作品與人與事無關，也不帶有爭論性質，那末，作者自然有充分選擇與修訂補充的自由。甚至還應該這樣做，以便精益求精，力圖以最完美，最正確的形式和內容跟讀者們相見。可是，政治家的政論文章，有關乎歷史事變，具有了歷史的文獻意義，更或牽涉到與別人的論爭，已構成了關於是非曲直的相當定案的，那就不應該作任何事後修正。即使是技術性的修改，也應該以註解方式出之，或修改後附以未修改的原文。作者們這樣做，並非為了什麼道德教條之故，而是對歷史的忠實，對思想的負責。這個態度，每一個認真的政治思想家（甚至是科學思想家）都必須具備的。否則便談不上什麼「科學的良心」，談不上光明磊落的責任心。史大林對於社會主義的革命事業犯了無數罪惡，其中最重大者之一便是偽造歷史，偽造文獻，竄改和虛構他本人和他論敵們的文字。我們在這裡絕無意說毛澤東在這方面已犯了與史大林同樣大的罪惡，我們只是指出道種「選」卻「改」的辦法不是承襲自馬克思列寧，而是仿效史大林的。毛澤東在這條岔路上走得還不很遠，是否尚有可能「回過頭來」呢?（其實他儘可不學史大林，因為他對中國革命無論實踐與理論上都確有成就，有貢獻，不像史大林必須靠十足的偽造才能有自己的一份革命史的。）
在這方面古有兩個典型例子應該舉出來，讓我們──正確些說，是讓毛澤東──學習的：
１．馬克思、恩格斯對「共產黨宣言」的態度。大家知道，這個宣言寫成於一八四七年，二十五年以後，即在一八七二年，馬、恩二人給德文新版合寫了一篇序文，說道：宣言中某些次要段落已經過時了，「但因宣言是一個歷史文件，所以我們認為自己已無權加以更改。」（這一聲明，後來恩格斯又寫入一八八八年的英文版序言上。
２．恩格斯對於「反杜林論」的態度。「反杜林」一書的寫成，直接動機雖然為了反駁杜林，但主要卻是發揮恩格斯他自己的和馬克思的見解，這樣的書，作者當再版時原本有修改補充的完全權利與自由。但當第二版付印時，恩格斯在其序文上還是道樣說：「現在的新版，除一章以外都是照樣翻印第一版的。一方面，雖然我自己很想修改好些地方的敘述，可是我沒有時間來做徹底的修訂。此外，我的良心也不許我對本文作任何變動。這書是部論戰性的著作，我以為論敵既然已不能修改什麼，那我對論敵也負有責任不作任何修改。」
毛澤東的著作，除了極少數像詩詞之類以外，今天當然都已經是政治性的歷史文件，其中大多又都帶有論戰性質。然則，他對原文是否有「權」修改？他的「良心」與「責任」應該要他如何處理自己作品的出版？觀乎上述的兩個例子，答案是自明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