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尹寬
鄭超麟著
王凡西校
尹寬是二十年代上海三次武裝暴動的最高領導者之一，他領導和發展了山東省共產黨工作和群眾運動，他在革命失敗後主持了安徽省的共產黨工作，他寫了不少的宣傳和教育的文章，最後他帶動一部分共產黨員在大革命失敗後徬徨歧路時候毅然離開史大林主義的軌道而走上托洛茨基主義的軌道去，一直到死他還堅持著托洛茨基主義。不管他一生中有何缺點和錯誤，不管他晚年如何迫於形勢不得不委曲求全，尹寬在中國革命史上仍不失為一個值得人懷念的革命家。
目錄
一．小引
二．自明團
三．工學世界社
四．少年共產黨
五．王辯
六．左派反對派
小引
我的革命朋友中，認識最早的、相知最深的要數尹寬。尹寬可以說是第一個引導我走上共產主義道路的。
我是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初到法國，十二月中旬便進聖日爾曼中學補習法文的。這個中學第一次收中國學生，特辟一個法文補習班，特請一個教師來教我們。全班除一人外都是福建籍的學生，陳炯明派來的，每年有本縣公款三百元補助的半官費生。約二個月之後，華法教育會又送來幾十個學生，另開一個法文補習班。這一班學生中就有尹寬。
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留法勤工儉學運動》第一輯中，我找不到尹寬的蹤跡。並非每個勤工儉學生都可以在這本書中找到蹤跡。但憑我以上的記憶，即他一九二○年二月間到聖日爾曼中學來這件事實，我可以借助於這本書推斷他是乘安德烈朋號輪來法國的。此輪，在上海載去學生五十多人，在香港載去四十多人，一九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抵馬賽，與勒蘇士號載去的學生從倫敦轉來法國的人差不多同時到達巴黎。所以聖日爾曼中學新開的法文補習班中既有尹寬，又有汪頌魯，熊志南及其他幾個乘勒蘇士號來的貴州學生。安德烈朋號乘客，上述書中沒有全部名單，只有江蘇、浙江、河南三省學生名單，故找不到尹寬姓名。我從別處知道，向警予、蔡和森、蔡暢以及他們的母親葛健豪也是乘此輪來法國的。由此可以想見，尹寬在輪船上就已認識了蔡和森。
在聖日爾曼中學裡，福建班學生和外省班學生，畛域分明，首先是語言隔閡。福建學生每人能說普通話，但一般都說不好，少數人說得好的，究竟不如說方言暢快。語言不便使福建學生同外省學生發生隔閡，在福建學生中也發生了漳州話和客家話之間的隔閡，因此又發生地域隔閡。舊漳州府屬縣的學生說的是漳州話，舊汀州府屬縣的學生說的是客家話。兩府學生時常爭吵，以至於打架，有一次還請張繼來學生中間做調解工作。我在反感之中也受到了教育。開始，我也難免有地方主義，但受了教育後很快就從地方主義發展為汀漳一家的思想，福建一家的思想，全國一家的思想，以至於全世界一家的思想。
但比語言更重要的是文化程度的差異，福建學生是落後的。福建學生也經過了五四運動，但汀漳二府的五四運動簡單是抵制日貨的運動，而不是新文化運動。外省學生大多數經過了新文化運動，有相當大的一部分人還是以五四運動為標志的那一場大規模學生運動的領導人，例如尹寬就是蕪湖學生運動的領導人之一。對於他們說來，抵制日貨和新文化運動是分不開的。他們一面組織學生出去檢查日貨，同以當地商會為組織的資本家階級面對面鬥爭，一面手不離《新青年》、《新潮》、《少年中國》等新出版的雜誌。他們互相爭論「文言和白話」、「三綱五常」和「賽先生德先生」，甚至於「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等問題。汀漳二府的學生不知道這些問題，即使知道一點對之也沒有興趣。他們愛說的是如何發財，如何物質享樂，如何個人奮鬥，成名成家；他們嚮往的是南洋群島，是華僑生活，充其量也是資本主義。他們動不動就開口相罵，甚至揮拳相打。他們對於外省學生含有敵意，稱之為「外江人」。外省學生很快就感覺到這些福建人「野蠻」。有個湖南人明白說出這個感想，於是一部分福建人就準備去「問罪」，即是要打這個湖南學生，結果沒有打起來。
我在這一批同鄉中沒有談話的對象。他們感興趣的話，我不感興趣；我感興趣的話，他們不感興趣。有時與外省人交話幾句我倒發現有許多同感興趣的問題可談。至少，我可以向外省人借書看。福建學生的行篋中沒有一本《新青年》等的新文化雜誌，沒有一本北京大學出版的新書，這也是福建學生落後的證據。反之，外省學生則有很多這類的書刊。我的第一本《新青年》就是在輪船上向一個外省學生借來的。確切點說是一個福建學生向外省學生借來看，看不下去，然後我拿起來看。這本《新青年》登載了一個叫做陳獨秀的人寫的一篇非聖無法的文章，最後用「不塞不行，不止不流」二句話來反對孔子。（按：這篇文章題為《憲法與孔莊》，載《新青年》第二卷第三期）當日，我寫日記時長篇大論大罵陳獨秀。可是從此我有了癮，借了更多的《新青年》以及其他的新文化雜誌來看，外省學生來到聖日爾曼中學後我就向他們借這類書刊來看。我早已不罵陳獨秀了。
自明團
外省學生中有幾個明白事理的人，他們並不罵福建學生野蠻，而是像中古時代的基督教徒一般要感化野蠻人。他們也做了一些工作，但收效甚微。我這個愛借新書看的人特別引起他們注意。貴州學生汪頌魯特別喜歡幫助我向別人借書，喜歡同我談話、討論問題。他在我背後替我宣傳，引得更多的外省人同我談話。自然不可以把我上面說的話絕對化了，好像三十幾個福建學生中只有我一個人同外省學生有思想上的接觸。另有一個或二個福建學生也有些接觸，不過性質上多少有點不同。他們是為了「交朋友」，我則是為了求知識。
一天汪頌魯帶我到學校內一個偏僻課堂的門口去。課堂內沒有人，門是鎖著的，門前走廊上站著一個高而瘦的人。面孔像煮熟的螃蟹殼。汪頌魯作了介紹，說這人名尹寬，我聽了不覺暗笑，叫作「尹長」不是更適合些麼？這個人未等寒喧，立即向我作了一篇演說。內容，我自然忘記了。從此以後，我們三人常常會聚在一起討論問題。為了不致引起別人驚怪，我們往往到校外聖日爾曼森林內的空地石凳上去談話。漸漸地我們決定成立一個團體來研究學問。討論名稱時，我建議叫做「自明團」，他們二人立即接受了。
為什麼叫做「自明團」呢？因為當時《新青年》發表了張崧年一篇文章，介紹以羅曼羅蘭為首有名的知識分子發表的一篇《精神獨立宣言》。張崧年給每個簽字的人作了簡單的介紹，對於不久之後獲得龔古爾文學獎金的巴比塞，除介紹他本人外，還說他組織了一個團，叫做「光明團」。我不知怎樣在巴黎一條小街道上尋找到了光明團出的刊物《光明》的地址，訂了一份《光明》。那地址是一個小書店，賣革命書刊的。我的法文學得比他們二人好，常常告訴他們以革命書刊的內容。汪頌魯說：「你這個名稱取得好，要向別人說道理，自己先要懂得這道理。」我們的計劃是以三人為核心先組織起來，然後爭取別人加入的。可是，沒有增加一個人，最後連團體本身也無形消滅了。
團體成立不久，暑假到了。外省學生全部離開學校，福建學生大部分離開學校，只有少數人沒有離開，我是其中之一。
人分散了，但「自明團」沒有解散。我們決定以通信來聯系。暑假分手以前，在討論問題中，我和尹寬二人之間就常有爭論。分手以後我們用通信來爭論，爭論的是宗教問題。當時接受新文化的青年都是反對宗教的，但出人意外的是尹寬贊成宗教。他贊成的不是某一具體的宗教，如基督教、佛教之類，而是宗教精神。他認為必須有宗教徒那種百折不回、甘願為信仰而忍受犧牲的精神。沒有這個精神便甚麼事情也做不成功。他舉一個例說，有些勤工儉學生寫回家信，信封上要寫「大中華民國」，這個「大」字就是宗教精神。可見，他所謂「宗教」，意義是很廣泛的。後來爭論就演變為理智和感情孰優孰劣的問題。我主張感情應服從理智，他則相反。我們反復辯難，來往的信都寫得很長，雙方的信，我都保存下來，連同汪頌魯的調和的短信。爭論自然沒有結果，但不記得怎樣沒有繼續下去。一九二一年，我住在墨蘭，認識了曾琦，談得頗投機。他要拉我參加「少年中國學會」，我雖未參加，但拿我和尹寬關於宗教問題的來往信給曾琦看了。曾琦說《少年中國》準備出反對宗教的專號，他要拿這幾封信去發表，我徵求尹寬同意，尹寬反對，理由是：「不成熟的」。這些信，我還是保存下來，但以後遺失了，不記得何時遺失及怎樣遺失的。
當時我們的思想確實是不成熟的。我們三人的思想都停留在《新青年》的水平上，而且是一九一九年《新青年》的水平上，一九二○年的《新青年》已經談社會主義了，但我們沒有跟上去。
一九二○年十二月下半月，我終於離開了聖日爾曼中學而住到墨蘭來。當時，汪頌魯住在巴黎，尹寬住在墨蘭。巴黎生活費太貴，房租就出不起；墨蘭是外省小城市，適合於我的經濟條件。
法國有二個外省小城，讀音相近，都有中學，都收中國學生補習法文。一個叫Melun，一個叫Moulins。二者讀音，法國人是容易分別的，但其中第二音節中國人很難分別，前者一般譯為墨蘭，後者一般譯為慕蘭，也有其他的譯名。墨蘭是「塞納與曼因」縣（有人譯為「省」，其實面積只有中國一縣大）的縣城。後者是「阿里耶」縣的縣城。二縣都在法國中部，前者偏北，後者偏南。我搬去的是墨蘭城。在巴黎東南四十公里，塞納河岸上，巴黎至馬賽的鐵路經過市外，人口不足二萬。中學有幾十個中國學生補習法文，市內也有不少中國人賃屋居住，自炊自濯，自己學習。我是來此自學的。在聖日爾曼，不能過這種生活，因為房租太貴。在墨蘭，除租賃人家餘屋之外，還可以住小公寓，房間簡陋，但租金便宜。我住的就是小公寓，可以向公寓主人包伙食，但我寧願自己燒飯。我不是通過尹寬，而是通過一個在墨蘭中學補習法文的中國學生預先租好公寓房間的。這個人曾在聖日爾曼中學補習過，我忘記是誰，可能是四川人秦治谷。尹寬住的是人家的餘屋，他東奔西跑，不常在家。不久，汪頌魯也搬到墨蘭來。他也租賃人家餘屋，雖然比我多付房租，但比巴黎公寓的房租節省得多了。
我們三人之中誰也不再提「自明團」的事情。我們各人思想都有發展以至於分歧。這時恰好爆發勤工儉學生的群眾運動。對中國公使館和華法教育會進行鬥爭，同時群眾內部也發生分化和鬥爭。法國各地方，有勤工儉學生聚居的，都派代表到巴黎西北近郊的小鎮拉加倫哥隆來。那裡有個花園洋房的別墅，坐落在盤特街三十九號，是一位法國有錢的老寡婦贈送給中國僑民的。門前掛「華僑協社」牌子，表明是好幾個華僑團體公共使用的，事實上是華法教育會一家獨用，它處理有關勤工儉學的一切問題。我們同國內通信也在這裡轉交。屋子三層都作辦公室，無工可做又無錢求學的人則住在地窖內；地窖住不下，便在花園草地上搭帆布篷居住。一九二一年初，那裡住了不少的人，各地代表到達後便在那裡開會。當時群眾已形成了兩個核心：一個叫做蒙達爾派，另一個很難用簡單的名稱概括起來，故稱為「另一派」。蒙達爾派提的口號是：生存權和求學權——意思是要求公使館和教育會保障勤工儉學生的生活和求學，即供給勤工儉學生進學校的一切費用。另一派則提出勞動權口號，只要求公使館和教育會設法讓勤工儉學生能進工廠做工。自然還有其他次要的分歧，雙方在群眾前辯論，而且寫成文字，膠印多份散發。辯論發展為謾罵和誣蔑。另一派罵蒙達爾派為「寄生蟲」，為逃避自食其力的勞動，而要求上層社會的豢養；他們根本反對蒙達爾派號召的二月二十八日去巴黎巴比倫街中國公使館請願，以為請願是可恥的。蒙達爾派則說另一派受了公使陳籙收買，破壞群眾運動。到了二月二十八日，只有蒙達爾派的群眾來巴黎請願，大鬧公使館，結果被法國警察沖散了。另一派則不參加這個「二八運動」。我自己當然置身於這個運動之外，因為我不是勤工儉學生，而是「半官費生」，因此我一向誤記為另一派也參加了「二八運動」。近年看到了李隆郅於這個事件的回憶，才知道另一派並未參加這個運動。李隆郅的回憶文章說：「二八事件包圍大使館，我們沒有參加。事後出現一種謠言，說我和世炎是受了陳籙的收買，因此對於這個事件不積極參加。其實，我和世炎雖不同意這個行動，但對中國公使館勾結法國警察毆打學生的行為表示憤慨。因此，事件發生之後我們便明確表示：（一）堅決反對公使館勾結法國警察毆打中國學生。（二）應建立一個群眾性的勤工儉學學會。」這話是可信的，另一派確實沒有參加二八運動，我以為他們也參加了，是出於誤記。李隆郅回憶文章中其他部分的話，出於可以理解的原因，則不是完全可信的，例如文章有意沖淡了兩派之間激烈的對立和鬥爭的事實。我雖置身事外，但知道了和記得了這些事實。我的兩個朋友恰好分屬於兩派：尹寬站在蒙達爾派方面，而汪頌魯站在另一派方面。他們各自向我說本派的好話而丑詆敵派，我由此知道了雙方的主張及其遺聞軼事。有時，尹寬和汪頌魯在我家中見面也為此事爭得面紅耳赤。我對他們每個人都是好的，他們各人對我也是好的，但他們中間已經喪失友誼了，見面時候點點頭，內心互相鄙視。但也不在我面對說對方的壞話。
我置身於勤工儉學生群眾運動之外，把運動消息當作與己無關的社會新聞。也不去判斷兩派爭論誰是誰非。我不想去認識兩派中的活動人物，但通過尹寬和汪頌魯，雙方都知道有我這樣一個人，雖然並不重視我這個人。有一天，李隆郅來墨蘭看一個甚麼人（不是汪頌魯），不知怎樣到我的小公寓來，推開我的房門，說他叫李隆郅，順便來認識一下。我知道這個人，正要招待他坐下來談談，他不坐，說有事情就要走，改日再來談，從此直至三年之後我才在上海同他見了面。那時他已改名李成了，次年再改名李立三。
我那時還在準備考大學，自修法文、數學及其他科學，同時通過《人道報》和《光明》雜誌以及國內出版的書刊去關心當前的革命鬥爭和革命理論。我試譯《光明》雜誌上一篇法郎士的文章，投寄《東方雜誌》，居然發表出來了，並寄來稿費。這是我第一篇發表的文章，可是直至今天六十二年之後我尚未看過這一期《東方雜誌》。
汪頌魯約我合譯一本法文書，我選定了當時新出的一本《文學入門》，是法蘭西學院一位有名的院士愛彌．法格（Emile Faquet）著的。一面譯，一面寫信給胡適，問他要不要這本譯稿。當時胡適主編商務印書館的「世界叢書」，很快收到胡適寄來的明信片（也可能是商務印書館某個職員用胡適的名義寫的）。囑寄去看看。我們譯好便寄去了，從此沒有下文。這幾個月的翻譯工作，促進了我的法文知識。也給了我以許多有關世界文學發展的知識，書未出版，領不到稿費，我也不在乎。在翻譯的過程中，汪頌魯把關於波蘭文學的一章單獨抄出，寄給《學藝》雜誌，也是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有個編輯是汪頌魯的朋友卻發表了，譯者用汪頌魯、鄭超麟之名。我在甚麼刊物的廣告上看見目錄，但至今也未看到這期雜誌，更未得到稿費。奇怪的是我回國後，在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書目中看到了一本《文學入門》（或類此的書名），也是法格著的，但係另一個人翻譯的。是否商務印書館收到我們的譯稿後，認為書是好的，但翻譯不好（翻譯當然不會好，因為我當時只學了一年多的法文），找另一個人重翻出版呢？我對於此事如此沒有興趣，以致於懶得買一本來研究一下。
工學世界社
尹寬當時就不贊成我做翻譯工作，也不贊成我讀《光明》雜誌。一天，他拿一本法文的《共產黨宣言》給我，要我看。他說：「這本書，有學問的人看了，不見得欣賞，工人看了，則每句話都說到了自己的切身利益，立刻就會接受的。」我早知道這本有名的著作，但自己是不會去買來看的。尹寬給我的是一本字體很小，紙張很薄的書，法國共產黨人印出來向群眾宣傳的。我拿到了尹寬介紹的書，自然要看下去，同時知道這是蒙達爾派拿給尹寬看的書，尹寬對我說的那幾句話也一定是蒙達爾派拿書給他時對他說的話，我看了《共產黨宣言》，隨後又看了尹寬拿來的《空想社會主義和科學社會主義》。看了這二本法文小冊子，我增加了不少的知識。更多知道「馬克思派的社會主義」的內容。如此而已，我自己未曾在工廠做工，周圍的朋友也沒有在工廠做過工的人，我僅僅把各派社會主義當作學說，社會主義著作上的話都未能說到我的切身利益，我是在「探索真理」，在各種學說中探索我所認為的「真理」，但尹寬以及他背後的蒙達爾派顯然已經把「馬克思派的社會主義」奉為唯一真理了。
尹寬和汪頌魯確實是二個不同類型的人。一年前，在聖日爾曼中學，我們三人的思想根本是一致的，即都是「新青年派」，反對舊禮教，提倡新文化等等。一年以後，我們已經不能滿足於這種思想了，我們都在探索，尹寬受了蒙達爾派的影響首先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我是在探索；汪頌魯也在探索，但不久就落後了，沒有前進，反而後退了。三人思想進程不同，明顯是受家庭出身和社會經歷所決定的。這裡，我說的不是一般的規律，而是就尹寬、汪頌魯、鄭超麟三個人的具體經歷來說。
尹寬喜歡說自己的家庭出身，並非同我熟悉之後才同我說，而是一認識我就同我說了，似乎第一次見面，在聖日爾曼中學課堂門口的走廊上他站著向我發表長篇演說之時就告訴我他的家庭出身。他說，他的父親是農民。家裡很窮，他少時就在田裡勞動，也在私塾讀書。私塾先生看見他很聰明，很會讀書，可以造就為人才，於是有意培養他，物質上支持他（我想，當然不是先生自己拿錢培養他，因「十個先生九個窮」），送他進新式學校，最後送他到蕪湖進農業中學。五四運動中，他在蕪湖成了學生群眾的一個領袖。
我欣賞尹寬是桐城人，我交了一個桐城人朋友，因為我在中學學的是桐城派古文，讀的是桐城人姚鼐選的《古文辭類篡》。那時人家說桐城人出門只說自己是桐城人就夠了，不必說安徽省桐城人，安慶府首縣是懷寧，但與桐城並舉時人家不說「懷桐」而說「桐懷」等等。《新青年》雖然罵「桐城謬種」，我雖然不再作桐城派古文，但餘威還在，對於桐城的嚮往尚未泯滅。反之，我卻不欣賞尹寬的農民家庭出身。我是世代地主家庭出身的，從我上朔五代都是有文化的地主，到我父親一代成為破產的地主，但我還是看不起家鄉農家出身的讀書子弟，這種人各地方都有。我這個感想總是放在心裡，後來沒有說出來的。事實上，我很佩服尹寬。他讀的書也許沒有我多，但比我從書中得到更多更大的益處。他沒有書呆子氣，能辦事，能辯論，能指揮群眾，能演說，而在群眾面前說話時又能隨機應變。這些，我是自嘆不如的。自然，他的優點之中也包含了缺點。
他是五四蕪湖學生運動的領袖之一，很活躍。在五四運動中，安徽各城市的學生沒有蕪湖鬧得兇，省會安慶學生運動也不如蕪湖。高語罕、惲代英都曾在蕪湖教書，惲代英在宣城教書，但常來蕪湖講演，自然發生了作用，但這不是唯一的原因。尹寬怎樣活動，我今天已經說不出來了。他也許根本沒有同我說起，可能說了但我忘記。我是從其他安徽學生知道一點尹寬的作用的。我身邊有一本安徽省政協出版的《文史資料選輯》一九八○年第一輯（總第二輯），其中幾篇文章記載蕪湖的五四學生運動，可是翻遍這些文章只發現一處提到尹寬，即在介紹李慰農烈士時提到李慰農「後與尹寬（碩夫）等同時赴法參加勤工儉學」，在記載蕪湖轟轟烈烈的學生運動時都把尹寬姓名抹掉了。例如，《蕪湖學生運動記略》一文內記載「二農」（全文是「安徽省立第二甲種農業學校」）風潮開除五個學生時只記何其鞏、王思、馬寅壽三個姓名，另二個姓名就不記了。
我自然不能補敘尹寬在蕪湖這一段生活，我想後人可能找到史料。我只說，在法國，安徽學生都是把尹寬看作領導人而表示敬意的，但又都在背後罵他或說他壞話。唯有李慰農一人始終跟著他走。以後我還有機會說到李慰農。在法國，尹寬還領導全體安徽學生，爭取安徽省軍閥政權撥款救濟本省學生，所以安徽學生的經濟情況比四川、湖南學生好些。
上面提到二農被開除的學生何其鞏。此人，三十年代中期做了國民黨政權的北平市長，不是蔣介石嫡系，而是宋哲元委任的。尹寬在蕪湖同他關係很好，第二次被捕時寫信向他求援，他也出了力，以致尹寬此次沒有判刑而從南京衛戍司令部解去反省院。這與其他政治犯經過自首而解反省院的，是不同的。
尹寬怎樣參加了蒙達爾派的呢？蒙達爾派絕大部分是湖南人，一個安徽人怎樣會加入其中呢？以前我沒有去弄清楚這個問題。一九五六年夏天，我同他一道由上海第一看守所解去提藍橋大監獄，關在一個囚室，談話間想起了這個問題，提出來問他。他告訴了我如下的情節。
他同蒙達爾派早有來往了，但思想尚未一致。蒙達爾派很看重他這個人，蔡和森特意派歐陽澤（字玉生）從蒙達爾到墨蘭來，住在尹寬家中，天天同尹寬討論問題，最後說服了尹寬。這就是說，尹寬由此從複雜的混亂的思想走到馬克思主義來。
經他一說。我想起了一九二一年我搬到墨蘭那個小公寓自炊自學時幾次在尹寬家中看見一個湖南青年，叫做歐陽玉生的，介紹之後他也同我談思想問題，談人生觀。談一般的哲學。至今我還保留著如下的印象：這個人很有學問。當時，我對於哲學發生了興趣，找中國雜誌來看，同時也找法文書來看。我在中文書中看到一個有名的法國哲學家，叫做笛卡兒；我在法文書中看到一個有名的法國哲學家叫做Descartes。我如此幼稚，竟不知道把這二個人名聯繫起來。歐陽玉生同我談笛卡兒，我知道，我也能夠同他談，可是一次他說了笛卡兒。接著就用法文注釋「德斯卡特斯」，於是我恍然大悟：原來笛卡兒就是Descartes。歐陽玉生同我一樣讀錯了法國字。Descartes不應當讀為「德斯卡特斯」，正應當讀為笛卡兒或德卡爾。但由此我承認歐陽玉生知道得比我多。
最近看到新發表的《賀果日記》，我還可以確定歐陽玉生到墨蘭來去的具體日期。賀果日記見《黨史研究資料》一九八三年第二期。由此可以看到一九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至三十一日，「工學世界社」在蒙達爾開大會（第一次大會），賀果從商巴尼（Champagne）來蒙達爾，會畢，一九二一年一月二日回去。這日的日記說：「上午八時偕壽圃，富春回商巴尼；同車者有特夫，兼士往巴黎轉郎西去；有歐陽君玉生往木蘭去。……」木蘭即墨蘭。這就是說：歐陽玉生是工學世界社大會後決定派去墨蘭做尹寬的思想工作的。一九二一年二月二十三日日記說：「早五時十八分附車赴巴里，與駐巴代表談話一切。商及直接行動辦法。下午偕尹君赴木蘭，晚宿尹君寓所。」巴里即巴黎。這就是說：尹寬也參加了「二八運動」，也是一個領導人，事前五日親自去巴黎，同蒙達爾派的人商議行動計劃，當日便同賀果回墨蘭，留賀果住在自己家裡。賀果來墨蘭是有作用的。二月二十四日日記說：「上午木蘭公學同學會商，結果贊成直接行動，簽名的十二人。下午偕歐陽君來商巴尼。和笙已自蒙達尼歸。晚印公啟五十份，明早即發」，和笙就是李維漢。他當時也住在商巴尼。那次，商巴尼的學生派賀果去巴黎，派李維漢去蒙達爾，派另一個人去楓丹白露。賀果由巴黎再到墨蘭去動員。更重要的是由此知道，歐陽玉生做尹寬工作已經成功了，二月二十四日離開墨蘭回商巴尼去。歐陽玉生在墨蘭共住了五十三日。二月二十八日，尹寬無疑去參加了包圍公使館這個直接行動。
發生這一切時，我都住在墨蘭，但事後才知道這個運動。尹寬事前毫未告訴我。這是難怪的，因為當時我還不是勤工儉學生，此外我當時的思想也是落後的。尹寬給我法文《共產黨宣言》和《空想社會主義與科學社會主義》看，當是二八運動以後的事情。
提到歐陽玉生，尹寬在上海市監獄內還告訴我一件事情。歐陽玉生是蔡暢第一個愛人，這我知道。尹寬告訴我，這人生了肺結核病，在甚麼地方租了房子養病，蔡暢特意從蒙達爾住到那裡去，服侍他。幫他燒飯，洗衣服。兩人是自由戀愛的，但「蔡伯母」不贊成。「蔡伯母」看中了李富春。里昂大學事件中，歐陽澤同蔡和森一起被遺送回國了，兩人的關係從此斷絕。（也可能遣送前就已斷絕了的。）蔡暢留在法國，同李富春住在一起，沒有同她的母親和嫂嫂一起回國。少年共產黨成立後，這兩夫婦參加。我記得李富春出席了第二次大會，但我未見過蔡暢，他們轉來蘇聯時，我已回國了。我未回國前，莫斯科東方大學收到了歐陽玉生從湖南寄來一本日記。用毛筆在十行紙上寫的，給蔡暢，此時蔡暢尚未到莫斯科。我們都拿來看了，我從頭看到底。日記大多數是思念蔡暢的話。第一篇討論的是「人死觀」的問題。那時他的肺病已經很重了。我由此聯想到他在墨蘭同我說「人生觀」問題。賀果一九二一年四月廿五日日記說：「下午因為歐陽玉生的人生問題特開談話會。會場在森林中，歐陽謂「人生的究竟怎樣，誰也不能解答，所以人生是無意義的。凡人的行動都是無意義的。……」經數人數小時的討論，歸結到人生等於凡生物之生存，所以是形而上學的空想，必須提開，專注重既生以後的生的方法。以為人的意義就在於「生」，所以人的一切舉動是維持並且增進人的「生」。由此可見，歐陽玉生到處拉人談「人生觀」問題，至死還糾纏在人生觀問題上。五四運動時期的青年都要糾纏這個問題。但二十年代，我們已經拋開這個問題了，正如賀果說的「必須提開」，可是歐陽玉生提不開。我不明白他怎麼能夠說服尹寬接受馬克思主義的。
歐陽玉生這本寄給蔡暢的日記，不知下落如何？也許這人看看，那人看看之後就遺失了，蔡暢從法國來到莫斯科後可能沒有看到。我一九二五年在上海會見蔡暢時曾向她提起這本日記，她只是淡淡一笑，不說自己看到了，也不說自己不知道此事。歐陽玉生顯然寄出日記之後不久就死了。
參加工學世界社，是尹寬生平一個重要的轉折點，由一般的民主思想轉到馬克思主義，這裡不能不多說幾句。
我一向認為工學世界社就是蔡和森領導的一個組織，服從蔡和森的一切指揮的。近年看見一些史料才知道事情沒有我設想的那麼簡單。蔡和森領導的，只是總部設在長沙的「新民學會」旅法會員的組織。在湖南，蔡和森是僅次於毛澤東的新民學會領袖，兩人思想狀態不相上下，蔡和森率領一部分會員來保定預備赴法勤工儉學的期間，思想進步了，走到馬克思主義。據說。他剛剛學了幾天法文，便依靠字典蠻讀蠻譯法文的馬克思主義著作。他帶了妹妹和母親一起來到法國，始終住在蒙達爾，似乎未曾離開那裡的中學。向警予住在那裡的女子中學。法國的中學是男女分開的。向警予在蔡和森思想影響之下不久也走到馬克思主義來了。他們二人結婚時發表了一個《向上同盟》的宣言。蔡和森在蒙達爾中學更加蠻讀蠻譯法文的馬克思主義著作，《人道報》以及有關俄國革命的書。他學習、談話、工作，至於廢寢忘食的地步。有人說，他臉也不洗，衣服也不換，「囚首喪面而談馬克思主義」。這話自然是誇大了的。後來，我在上海碰到蔡和森，同他夫婦相處幾個月，發現他雖不修邊幅，卻沒有傳聞的那種地步。不僅在新民學會的旅法會員中間而且在全體勤工儉學生中間，他的馬克思主義思想是遙遙領先的。
工學世界社不過是旅法的新民學會會員中一部分人的組織，是以李維漢為領袖的。這些人仍舊是新民學會會員，仍舊受國內毛澤東，國外蔡和森的領導。他們組織這個新團體，不是要代替新民學會，只是為了聯絡感情，為了互相幫助，如交換書報，儲蓄救濟之類。成員不限於新民學會會員，更不限於湖南籍學生。用現在的話說，那不過是新民學會的一個「外圍團體」。一九二○年七月間新民學會旅法會員在蒙達爾開大會，工學世界社中屬於新民學會的人自然參加，不屬於新民學會的人也列席。如此，工學世界社的人可以說都參加了新民學會，但新民學會的人不見得都參加工學世界社。蔡和森本人及其親近的幾個人就未曾參加工學世界社。同年年底工學世界社開第一次大會時，蔡和森、向警予等人應邀參加的。蔡和森為甚麼不加入工學世界社呢？其原因之一就是反對「工學」二字。蔡和森早已認為「勤工儉學」是不可能的。所以一九二一年七月間開第二次大會時就提出改變「工學世界社」名稱的問題。賀果日記說，一部分人主張改名，因為原名「名不副實」；另一部分人則注重實際，認為不必改名。雙方人數相等，就不改名了。這是表示，此時工學世界社事實上已經拋棄「工學主義」了。
我們外面的人只知道蒙達爾的組織就是工學世界社，不知道有這些曲折。一九二二年六月間我們籌備少年共產黨成立大會時，李維漢關照我：「如果木棚宿舍有人問你去巴黎做甚麼，你就回答說：去參加工學世界社的年會。」尹寬參加的，可見也是工學世界社，而不是新民學會。而且，據我研究，尹寬是在一九二一年七月間工學世界社第二次年會時才正式參加的。李維漢在《回憶新民學會》一文中把尹寬姓名列入一九二○年年底工學世界社第一次年會出席者之內，恐怕是誤記的。事實是第一次年會以後，歐陽玉生才去墨蘭做尹寬的思想工作。第二次年會上，據賀果日記有十四個人新加入的，而且在大會上發言，尹寬當在此十四個人之中。但因從二八運動前後起尹寬便同蒙達爾派站在一起了，無論是另一派，無論是群眾都把尹寬算入蒙達爾派，而且算入蒙達爾派的頭頭。
本書初稿寫好，我才看到一九八三年八月出版的《蕪湖黨史資料》第四輯，其中有尹寬一篇回憶文章，關於他在法國和蘇聯生活的。這是他在上海市監獄中寫的「交代材料」，所記有許多不合事實，但也有許多是可信的，可以補充和證實我這裡所說的。
尹寬論蔡和森說：「在法國勤工儉學生中，首先倡導共產主義的是蔡和森。蔡和森這個怪傑，一到法國，就不想進工廠也不肯隨班學法文，囚首垢面高談馬克思主義，開口閉口是無產階級專政，除開會外終日抱著法華新字典找僻靜處看書。他還做「特運」工作，把所譯的錯誤百出的《國家與革命》逐段傳給別人看。……蔡和森在法國最初所團結的團體，就是『工學世界社』。顧名思義，可以知道這個團體還是受五四運動後『工讀互助團』之類泛勞動主義的影響。據說，它的基礎還是五四運動時湖南師範裡所成立的新民學會，不待說它的成員起初也是清一色的湖南人，以後才捲進我這個忘記省界的安徽人。」（按尹寬也不清楚「工學世界社」和「新民學會」之間曲折的關係。）
尹寬說他怎樣被歐陽澤說服走到革命路上去的。「我在來法國的輪船上只認識一個湖南人歐陽澤（又名玉生），並且成為至交。一天，他從蒙達爾公學轉來木蘭（按即墨蘭）找我……他就依靠我過生活，住在一個狹小的擱樓上，每日買麵包，煮湯，如是一個多月，談話間知道，他是受蔡和森和李維漢等友人委托，特來做說客的。不過，他再三申明，他自己是不相信馬克思主義或共產主義的。他傾慕尼采的超人主義，當時所研究的是柏格森的創化論，他的書包裡就夾著一大本柏格森創化論原本。但他不向我宣傳創化論，只向我宣傳蔡和森的革命。他說：未來的革命的領袖不是陳獨秀，而是蔡和森。他向我宣傳蔡和森如何有能力。他說：他自己將來不願意參加革命，卻願意從旁贊助。很顯然，他把運動當作俗事，而他自己另有高尚的理想。不知怎的，我竟被他說動了，竟被他拉到蒙達爾去見蔡和森，李維漢，以及工學世界社的一些社員。不知怎的，我後來也就加入了工學世界社。從此我就摒棄一切抱著法華字典鑽研馬克思主義。我原來買的許多名著，都收藏起來了。我開始讀的就是《共產黨宣言》。——這個《共產黨宣言》，解放及經過十多年的「教育改造」，我才弄懂了哩！這是否叫做「人牽著不走，鬼牽著亂跑」呢？我以為不能這樣說。當時擺我面前的路很多，也曾有人引我走「正路」，惟獨歐陽澤來一說，我就聽從了，歸根究柢，還不是甚麼人走甚麼路麼？」
我本來聽說，蒙達爾派有四個頭頭：蔡和森、李維漢、汪澤楷、薛世綸。蔡和森又是頭頭中的頭頭，所有的人都聽他的話。他自己不在群眾面前露面，李維漢、汪澤楷等人向群眾說的就是他的話。現在看到一些史料之後才知不然。新民學會會員雖初到法國時思想是複雜而混亂的；無政府主義，其中工學主義，佔了上風。蔡和森一人先行一步，學習了和掌握了馬克思主義，然後把其他會員的思想統一到馬克思主義來。這需要一個過程，大抵可以這樣說：蒙達爾派奪取勤工儉學群眾運動領導權的過程，同時就是蔡和森統一新民學會或工學世界社思想的過程。從賀果日記可以看到蒙達爾派第二個頭頭李維漢，思想上同蔡和森距離很遠，蔡和森早已克服工學主義了，李維漢另組織一個團體仍以「工學」為名（「工學勵進社」，後改「工學世界社」）；一九二○年年底，工學世界社開第一次年會時，「蔡和森作竟日長篇談話，主張無產階級專政，社會大革命，否定無政府主義（認為它是理想的烏托邦主義）」。可是，第二天，李維漢談話則「主張無政府主義；從個性出發，主張社會（應）建設在健全分子上面」。李維漢的無政府主義不知何時才放棄而接受蔡和森的馬克思主義。我想經過二八運動之後，到了一九二一年七月下旬開第二次年會時，工學世界社的思想當然得到統一了。
李維漢在思想轉變期間，據尹寬解放前某次閑談時告訴我說，曾發表一種議論，認為社會的動力是「為己主義」。尹寬說這話當然是為了反對李維漢。其實，尹寬不知道，這不是李維漢的發明，而是近代哲學中有一派這樣說。為己主義並非自私自利之意，我們古代的楊朱畢竟是百家中的一家，不可廢的。此外，當時工學世界社的成員存有這種思想的，決非李維漢一人，上面引的賀果一條日記就說他們討論歐陽玉生提出的人生觀問題時，一致的結論是：「人的意義就在於生，人的一切舉動是維持並且增進人的『生』。」這當然不是馬克思主義，但這也不值得大驚小怪。
應當說一說蒙達爾派的對立面，另一派的情況，這派一個頭頭李隆郅寫了回憶。他說。他到法國以後寫了一篇文章投寄《旅歐周刊》，登載出來了。文章大意是擁護勤工儉學，希望國內貧苦學生更多來法國勤工儉學。而反對當時出現的「勤工儉學不可能」的論調，趙世炎看到這篇文章，寫信給作者表示同意並要求見面，從此李趙二人結成一個核心，不久吸收了劉伯堅、劉伯庄、陳公培、羅漢、周欽若等共七八人，組成一個「勞動學會」，他們反對「請願」不參加二八包圍公使館的運動。運動失敗後，群眾更多擁護他們。他們發起組織「勤工儉學學會」，以原來的「勞動學會」為「領導核心」，「不久，三千多勤工儉學生中的絕大部分便報名參加。」（按這話是誇大的）。「若飛、延年、喬年同志等都參加了。」（按王若飛確實參加了，但陳延年、喬年兄弟曾否參加，還須查考。）
據我所知，組成另一派的勤工儉學生是各省人都有的，不似「蒙達爾派」以湖南人為主體。大體可以說另一派是：四川人，非新民學會系統的湖南人，跟隨黃齊生來法國的貴州人，以及一些零星的分子組成的。貴州人在其中活躍的人物，除王若飛之外還有熊志南。黃齊生自己沒有參加，他不是勤工儉學生。這一批貴州學生，我找到了蹤跡，是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從上海坐英國輪船勒蘇士號出發的，先到英國，再由英國轉來法國。我們有中國乘客的全體名單，共四十人，其中貴州籍十一人，有三人不是黃齊生系統的。屬於黃齊生系統的八人，名單如下：黃齊生、汪頌魯、劉方岳、態銘青、熊瑾、冉蘊明、胡禮同、熊志南。這名單中沒有王若飛也沒有我知道另幾個貴州人，他們大概是另坐一船來法國的，我在汪頌魯住所看見他的許多同鄉，他們在勤工儉學生內部鬥爭中都是站在另一派方面的。
二八運動失敗後，兩派各自擴張自己的勢力，互相攻擊，採取多種多樣方式。一九二一年初夏某一天，汪頌魯來找我，說有幾個朋友提議組織一個「通信圖書館」（或「流通圖書館」或別的類此名稱，我記不清楚），辦法是：參加的人把身邊的書開一張目錄，然後匯齊印成總目錄，發給各人，書名下注明何人所有，何處可借等等。他們邀汪頌魯參加，並托汪頌魯邀我參加，參加者可於某日去巴黎西郊散客廬（Saint-Cloud）地方熊志南的寓所開一個成立會。散客廬是巴黎一個名勝地，在丘陵上。有拿破崙離宮，普法戰爭時被普魯士人焚燬，美麗的花園還在。我沒有去過。熊志南的寓所就設在山坡上，他替一個瓷器廠畫瓷坯，每月工資相當多。熊志南曾在聖日爾曼中學補習法文，我常常見面，但未曾談過話。我知道，他在勤工儉學生中屬於另一派，反對蒙達爾派的，汪頌魯說，他自己決定參加了，他勸我也去參加。我不願意捲入鬥爭漩渦。過去只聽尹寬說蒙達爾派，聽汪頌魯說另一派，不置可否；他們二人有時在我面前爭得面紅耳赤，我也不作左右袒。但現在，要成立的團體，不過是互相借書看，既不參加行動，也不討論思想，同這一派人往來也不會有甚麼問題，就答應那日到散客廬去了。汪頌魯也約尹寬一道去，尹寬屬於蒙達爾派是人所共知的，汪頌魯大概是虛邀一聲，明知尹寬不會去的。誰知出人意外，尹寬答應去了。
到了約定的一天，我們三個人從墨蘭到巴黎去。熊志南熱情迎接我們，房裡收拾得很乾淨，案頭放著未畫完的花瓶瓷坯，窗外陽光燦爛，天氣並不熱，在那裡的人，除熊志南外，我都是初次見面的，有王若飛，有趙世炎，有無名，還有二三個其他的人。有二件事，我的印象最深，至今還不會忘記。一件，在開會前，我們幾個人在屋外閑步。趙世炎正在路上同人說話，尹寬走上前去，問道：「你是趙世炎麼？」問了二次，可是趙世炎沒有回答他，是有意不回答呢，還是沒有聽到呢？我至今還不能確定。據李隆郅說，他們那一派於二八運動後曾派趙世炎去蒙達爾同蔡和森談了三天的話。不知此事發生在此以前或在此以後。即令在此以前，蔡和森會見了趙世炎，尹寬也不見得會見了趙世炎。恐怕在二八前後的群眾運動中尹寬也沒有機會同趙世炎會面。另一件則發生於開會以後，開會，討論名稱、章程、推舉辦事人，及其他事情，我都沒有留下印象，只記得我自己也發了言，而且同王若飛爭論了甚麼事情。尹寬一句話沒有說，會開完了，他才站起來說：他今天是來旁聽的。這話大出我意外，我只記得，會上只無名一個人有反應，好像是用諷剌的口吻回答了一句：「我們知道了。」
無名當時也是翩翩年少，年齡同我差不多，我似乎未曾聽汪頌魯說起他。事後，汪頌魯才告訴我。無名的父親是革命黨，在辛亥革命或反袁鬥爭中被殺了，他本人信仰無政府主義，「三無」中有「無家庭」的一項，因此廢除原有的姓名，自稱「無名」，有時也叫「吳明」。當時勤工儉學生中信仰無政府主義的人很多，我聽了汪頌魯的話，也不覺得奇怪。以後幾個月，無名在里大運動中也被法國政府驅逐回國了。一九二二年下半年，少年共產黨成立後，我們在法國收到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中央出版的機關報《先驅》，看見無名在那上面發表文章。一九二四年秋天，我回國以後，聽說。無名已經消極脫離了，留下一則故事供人傳說。即說：某年，社會主義青年團準備召開一次會議，上海不安全，沈玄廬邀請他們去蕭山開。會開了，但無名為了楊之華的美貌神魂顛倒。以後就消極，離開上海，不知去向。最近幾年，我接觸到中國共產黨一些歷史資料，才第一次知道無名，吳明的真姓名叫做陳公培，很早就脫了黨，一九三三年福建事變中曾代表十九路軍去同江西紅軍談判，解放後尚未死，曾留下一些回憶文章，其中也提到我這個人，雖然是道聽途說的。
散客廬開會那日，李隆郅沒有出場。這個會以及成立的「通信圖書館」，顯然是一種活動，藉此發展影響和組織的。團體成立了，我把身邊的書抄了一份目錄寄去，不久收到全體成員的名單和總書目。成員中有李隆郅，有熊雄、有林祖烈以及其他我知名的人，自然有那日到會的人，尹寬不在內，蒙達爾派都不在內。我也曾向別人借書看，別人也曾向我借書看。這個通信圖書館還是有生命的。可是這生命太短促了。圖書館成立不久，勤工儉學生中的兩派就合作發起一個更大的群眾運動，即準備佔領里昂大學。尹寬積極參加了這個運動，里昂大學運動的經過記載很多，我這里不必多費筆墨。我只說尹寬在這個運動中的作用。一九六○年十一月十六日有人去上海公安局第二看守所訪問羈押在那裡的尹寬。搜集有關趙世炎傳記的資料。尹寬自己說：他在那次運動中是參加佔領里大校舍的；他同大伙一起被關押在一個兵營內，吳稚暉到法國後，要被押學生推出代表同他談判，尹寬就是被推舉的四個代表之一，他們面對面同吳稚暉辯論；談判失敗後，代表復回兵營；回到門口，裡面的學生叫尹寬不要進去，而去巴黎同公使陳籙辦交涉；他到巴黎後不久，一百多學生就被驅逐回國了。
尹寬這個敘述，基本上是可信的，雖然細節方面有不合事實之處。被關押的學生確實同吳稚暉當面辯論過，李立三的回憶也這樣說，我自己沒有參加這個運動，說不清楚這件事情。我當然知道這件事，也記得十月間尹寬在墨蘭，我所住的小公寓中，我們一起聽到那批學生被驅逐回國的消息——不是在我的房間聽到的，也不是在尹寬的房間聽到的，當時我和尹寬都在小公寓三樓一個大房間內，那裡住的也是一個安徽學生，忘其姓名，英文很好。他主張打電報去里昂或巴黎證實這個消息。電報簡單寫「Expulsion?」尹寬並未接受這個建議。不知道為甚麼。我如此清楚記得這個細節，這個細節和尹寬的回憶並不矛盾。可以設想，尹寬從里昂回到巴黎，看見無事可做，便回墨蘭來了，在墨蘭聽到了驅逐回國的消息，當時勤工儉學生有十個人留守巴黎，做後援的工作。據今人考證，此十人中有李維漢、汪澤偕、蕭子暲、王若飛、方敦元等，趙世炎、尹寬二人則是從里昂兵營內逃出來的。
里大運動當時算是失敗，群眾紛紛反對領導的人。這些未被驅逐回國的人特別引起群眾的反對，當面罵他們，甚至要打他們。這是任何群眾運動經過失敗後必然要發生的現象。一切集會，研究等工作都停止了，無法進行了。我參加的那個「通信圖書館」也是如此無形消滅。但對我說來，這個組織並非無疾而終的。里大運動失敗後，一天，我在墨蘭接到「圖書館」辦事人熊志南來信，向我借《老子》、《莊子》、《列子》三部古書，我寄給他，熊志南向我借這三部古書已經是奇怪的了，但他寫給我的信更加令人驚異，他接連給我幾封信，簡直是把我當作知已，向我傾訴心中的苦悶，他不知道哪裡來這些苦悶！他的世界是空虛的，他的前途是渺茫的，他要在道家思想中尋找依託，我不知道怎樣回答他的信，我能夠回答他甚麼呢？我正在從出世走向入世，而熊志南此時則從入世走向出世！當時外面傳說，我是易卜生主義者，我主張極端的個人主義。我自己卻不知道是甚麼主義！熊志南大概希望我能夠在他的絕望之中拉他一把，我沒有這個力量。以後，過了幾個月，我聽汪頌魯說，熊志南死了，他去法國北方縣做工，愛了一個法國姑娘，相約在一個甚麼咖啡館舉行「裸體結婚」。屆時，姑娘沒有來，他於是發了瘋，鬧了笑話，不久就死去了。以後，我去華僑協社，在轉信處窗口看見裡面一大堆書，其中有我的《老子》、《莊子》、《列子》。我沒有向轉信人討回這些書。
事隔六十多年，我回憶起來，歷歷在目。這件事，我一向以為是偶然的個人的事件，不值得去尋根究柢；此次為記尹寬事順帶回憶起來，忽然想起熊志南的發瘋可能與里大運動的失敗有關係。我也曾問過王若飛和趙世炎關於熊志南的事情，他們二人都不願回答。現在想起來，他們二人可能有理由不願回答熊志南的事情。今天無法解決這個問題了。我只好依靠想像試作一個解釋。
沒有根據斷定熊志南參加了里大運動。即使他沒有參加，但運動的失敗一定給了他很大的打擊。他是一個畫家，藝術家；同他幾次接觸之後，我發現他的心靈是很脆弱的，多愁善感。運動失敗了，代表北京政府的陳籙公使首先成了仇恨的對象；其次，吳稚暉以及一切提倡勤工儉學的人也成了仇恨的對象，至少被人看作「騙子」；但這還不會使熊志南發瘋。我猜想他還反對運動的領導人，反對自己一派的趙世炎和王若飛。不僅反對他們無能，而且懷疑甚至肯定他們「叛賣」。這是一切群眾運動遭受失敗之後，領導人的命運。熊志南也同普通群眾一般，在失敗之下不去反對敵人的殘暴和狡詐，而去反對自己的領導人。所有殘留下來的領導人當時都遭受這個命運，趙世炎被迫要去自殺；汪澤楷在少年共產黨中取的化名叫做「裸體」，意為自己是清白無疵的。我當時接觸的群眾很少，不知道群眾對於這些領導人提出了甚麼奇奇怪怪的控告。正因為我不參加運動，不是領導人，不屬於那一派，熊志南才把心裡的怨恨和苦悶向我傾訴的。以上所說，純屬臆測，沒有根據。
從英國輪船勒蘇士號中國乘客的名單中，我發現了熊志南名下填：貴州人，二十一歲，去英國，天津南開學校出身。《留法勤工儉學運動》書中還登載了熊志南一個長篇記事，從七卷《學生雜誌》第二、第六、第七號轉載來的。署名「貴州留學團熊志南」。記事文從上海登船以前寫起，到法國安置下來為止，文內最後部分，說起他到倫敦以後如何改變計劃轉到法國來的。
熊志南與尹寬無關，整個「通信圖書館」也與尹寬無關，我這裡寫得那麼多，只因圖書館成立大會時尹寬曾去「旁聽」，又因許多回憶文章中唯有尹寬提到這個圖書館。尹寬在上海市公安局第二看守所回答訪問者說：另一派「當時搞了一個流動圖書館，以後又搞了一個勞動學會」。事實上是勞動學會在先，圖書館在後，又尹寬記得名稱是「流動圖書館」，可能他記得對。
初稿寫完後，我才細看趙世炎在法國寫的幾封信，發現有二處提到熊志南。他致周太玄的信中說：「我們現在成為眾矢之的，實在太苦，但只好仍努力。勤會成立後就好辦了（至少一百人），我們也才可以自問，否則精神痛苦受不住。像熊志南，已經算是『弱了一個』」。信後記的日期是「24」，未記年月。一九二一年是不錯的：發自克魯鄒也是可信的。五月不見得準確，似是六月或七月。由此信可以知道，熊志南所以「弱了一個」是由於「精神痛苦受不住」，而精神痛苦是由於他們那一派在二八運動後「成為眾矢之的」。我上面說熊志南發瘋在里大運動以後，由此看來他傾向消極在里大運動以前，可能經受里大失敗打擊之後才完全發瘋。
趙世炎一九二二年四月三十日致無名信說：「熊自難藝術家早已經瘋了，始拘於比國，現移在里爾獄裡，我們百法挽救無效。」可見，熊志南不僅發瘋，而且因瘋犯了法，先被比利時警察拘捕，後移交法國，關在里爾（北方縣首城）監獄中，最後死於獄中。
里大運動並未表明蒙達爾派和另一派（工學世界社和勞動學會）之間思想已趨於統一。兩派之間不過是聯合行動而已。思想上並未統一。運動失敗以後，兩派仍舊分開，各幹各的。蒙達爾派殘存的人仍舊回到蒙達爾，李維漢成為這一派最高領導人，他此時大概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另一派殘存的人則分散各地。熊志南發瘋了，趙世炎去北方縣做苦工，其餘的人也都分散，似乎失去了聯繫。
這裡，需要研究一個問題，即：在里大運動前後，中國共產黨在西歐有沒有組織？換一句話說。一九二一年七月以前法國是否已有「共產主義小組」存在，只因路遠才不能派代表來上海參加建黨大會？黨史界經常爭論這個問題。
當事人張崧年的回憶是不能作準的。據他說，一九二○年八月間，上海、北京兩地開始建黨；上海有以陳獨秀為首的幾個人，北京只有李大釗和他二人；他十一月間乘船去法國，應聘作未來的里大教授，一九二一年初住在巴黎，當時劉清揚和周恩來也在巴黎，他先介紹劉清揚入黨，後二人一起介紹周恩來入黨。約在一九二一年二、三月間，不久之後，趙世炎和陳公培也來法國，於是原來三個黨員連同新來二個黨員共五人成立一個小組。張崧年說：「留法勤工儉學生在一九二一年的三次鬥爭，我們沒有以小組的名義領導活動，小組同這三次鬥爭沒有關係。」（以上張崧年的話出於他的二篇訪問記：《建黨初期的一些情況》和《中國共產黨建立前後情況的回憶》）
張崧年這二篇訪問記有許多失實之處，關於中共旅歐的組織的成立，其時間和人數，也是不可全信的。我查出了：趙世炎是一九二○年五月九日離上海，六月十五日抵馬賽的，陳公培是同年六月二十五日離上海八月四日抵馬賽的（按趙陳二人離上海時陳獨秀尚未在上海建黨），周恩來是同年十一月七日離上海十二月十三日抵馬賽的，張崧年和劉清揚二人是十一月二十四日離上海十二月二十七日抵馬賽的。張崧年到法國後即介紹劉清揚入黨。二三月間二人再介紹周恩來入黨，不久趙世炎和陳公培來了便同他們三人結成一個「小組」，於是在一九二一年上半年即中共一大以前就成立了「巴黎小組」，——就時間說，這是完全可能的；但論當時的鬥爭情況，一九二一年上半年，甚至里大運動以前，看不出有共產黨小組存在的跡象。我認為「小組」正式成立，至少趙世炎同「小組」發生聯繫，是里大運動失敗以後的事情。除張崧年老年回憶不可靠之外，我們發現「小組」活動，最早的證據是李維漢的回憶。他說：「一九二一年底或一九二二年初，我收到恩來、世炎托人轉來的信，約我到巴黎一個旅館會面，商定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的事。我們商定分頭籌備」。此時，周恩來尚未去柏林，趙世炎尚未去北方縣，他們才能約李維漢從蒙達爾來巴黎會面。趙世炎是一九二一年底去北方縣的，可見此次會面是一九二一年底的事，即里大運動失敗後一個多月的事。從此以後「小組」活動的證據就多起來了。我們有周恩來一九二二年三月給「山妹」（鄧穎超？）的信，又有趙世炎同年四月給李隆郅和無名的信。惟有這樣才能夠說明：在一九二一年的「三次鬥爭」（另一次是反對朱啟鈐來法借款事）中，「共產黨員」趙世炎和陳公培為甚麼表現得遠遜於非共產黨員的蒙達爾派。
我將另作一文，說明我這個意見，不在這裡喧賓奪主了。
尹寬參加了里大鬥爭，僥倖未被關押而驅逐回國。他成了剩餘的蒙達爾派的一個頭頭，似乎住到蒙達爾去了。此時，他和別的頭頭都堅定地站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了。他有理由看不起汪頌魯，也看不起我。同他比較起來，我當時確實是落後的。我讀了幾本馬克思主義的書，但只把馬克思主義看作一種學說，同別的學說一般的地位。我那時還一心只想考進大學，沒有疏忽考試的準備。我不需要去工廠做工，因為即使家裡沒有錢寄來，縣公署每年還可以給我三百元官費，在當時法國生活程度之下我仍然可以維持自學的生活的。
可是，一九二一年底，我的如意算盤都打破了，不僅家裡沒有錢寄來，連三百元官費也被父親領來作為家用。地主家庭破產到了這種地步！聽說，我的三伯父為此同我的父親大鬧一場，但有甚麼辦法呢？一家人餓死何如一個人餓死？三伯父大概以為我就要葬身異域的。
這個時候汪頌魯也陷於與我相同的命運。我們身邊的錢都剩下不多了。里昂大學從國內招來的學生中有三個是汪頌魯的同鄉、朋友。汪頌魯同他們取得了聯繫。當時出現一種傳說，里昂大學準備通過考試在法國招收一部分學生，而且學膳宿等費用可以拖欠，候國內寄錢來償還的。汪頌魯和我於是從墨蘭遷居里昂，交涉這件事情。二個福建學生同我們一起遷去，他們身邊剩下更多的錢。
誰知這傳說不符合事實。確實有幾個勤工儉學生進里大上課的，但那是「走後門」進去的，我們沒有後門可走。我們在學校院子內看到了校長吳稚暉正在同學生聊天，於是走上去向他提出要求。他說了幾句風趣的話拒絕了。我們進退兩難。一天，汪頌魯提議：找褚民誼去！我和二個福建同鄉跟著他去。我們以為是去交涉入學事情的。但見面時，汪頌魯直接叫褚民誼負責我們幾個人的生活，即叫他拿出錢來給我們。這話大出我們意外。我們三個福建學生站在旁邊一聲不響。汪頌魯和褚民誼吵起來，雙方拍桌子大罵。學校辦事的人出來勸解，把褚民誼從會客室拉進辦公室了，汪頌魯才同我們回去。這事情近於無賴，我們都不滿意汪頌魯，尤其不滿意他事先不同我們商量。
我和尹寬都是剛出校門的學生，尹寬社會經驗比我豐富得多，但仍是一派學生腔。汪頌魯則像一個政客。他未曾告訴我，出了校門以後做了甚麼事情，但我知道他交游甚廣，認識許多貴州籍的學者，例如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學藝》，編輯部就有他的熟人，他把我們二人合譯的一章文學史寄去，居然登載出來了。他曾告訴我，他看見幾個做官的朋友顯赫一時不久就沒落了，幾個研究學問的朋友始終有名。結論是做官不好，做學者好。一九二○年暑假後，他從聖日爾曼遷去巴黎，在孔德派辦的一個甚麼自由講座聽講，同時也結交了幾個中國名人。在墨蘭時，一個星期天，他約我去巴黎盧森堡公園同一個叫做謝壽康的留學生會面，談了社會主義問題。在里昂時，一天我同他在街上走路，他同對面來的一個中年中國人打招呼，介紹我說這個人是華林，我當然知道當時很有名的無政府主義者華林。這天以前幾日發生了李鶴齡剌陳籙的事件。汪頌魯和華林站在街上談幾句關於這個事件的話。總之，汪頌魯活動的方向是與尹寬不同的。
以上寫的這一段里昂生活，尹寬恐怕全不知道，否則他更加有理由輕視汪頌魯和我為落後分子。
里昂大學進不去，我身邊的錢也用光了，家裡何時寄錢來沒有準信，不能長久依靠向同鄉學生借錢過生活。怎麼辦？此時我第一次考慮進工廠做工的辦法，汪頌魯自己不考慮這個辦法，但代我籌劃，我們發現蒙達爾郊外的橡膠工廠還能接受中國學生去做工，我們在聖日爾曼中學認識的四川人秦治谷正在那裡做工，於是我寫信給秦治谷，得到回信後我便一個人帶著輕便行李從里昂乘火車去蒙達爾了。
如此結束了我的「儉學」生活而開始我的「勤工」生活，這是一九二二年二月間的事。
少年共產黨
「於山孫橡膠製品廠」設在蒙達爾郊區，距城約二公里，運河岸邊，製造套鞋、跑鞋、自行車輪胎等。工人五六百，大部分是女工，也有童工，男工人則幹搬運一類的笨重工作，管理計劃一類工作也是男人做的。中國學生，體力較弱，做的是女工的工作，同女工一個車間。有個湖南人，名譚天塹，法語說得好，被廠方提拔為工頭，管理中國學生。他原來也是在蒙達爾中學讀書的，大概不是新民學會會員。他工資較高，在城裡租房子居住，走路來上工。同他一樣住在城裡的，還有幾個人，大部分是蒙達爾派的頭頭，李維漢、汪澤楷、薛世綸、張增孟、汪澤巍；尹寬和王若飛來做工時也住在城裡。他們倒不是為了工資更高，圖舒服，而住在城裡的，而是為了避免群眾反對，不敢住到廠方免費供給的木棚宿舍。二十幾個人都住在木棚宿舍，我也住在那裡。那裡不付房租，電費，水費。二個安徽學生，汪同祖和余中揖，脫產給大家燒飯，打掃，照顧財物。每人每日付飯費三佛郎，包含食物和二人工資在內，月底報告帳目。二人照領廠裡的計時工資，即每日十佛郎。麵包盡吃，早餐一大碗咖啡，午晚兩餐都有肉吃，或燒土豆，或燒卷心菜，此外有湯。我自從離開聖日爾曼中學以來，日常伙食沒有這樣好了。我做的始終是計時制，每日十佛郎，星期日休息，星期六只做半天工。每日勞動十小時，即一小時一個佛郎，帳倒是容易算的。如此，扣去四個星期日和四個星期六下午，我每月淨收入為二百四十佛郎。付出九十佛郎伙食費之後還剩下一百五十佛郎可供還債和零用。我沒有做衣服，一直穿著香港做的三件頭西裝和初到法國買的現成大衣，內衣添製是另一回事。
木棚裡住的人，四川、安徽二省共佔半數以上，湖南人倒不多，其餘各省人更少。我只認識一個秦治谷，他在聖日爾曼中學讀過書，我在那裡認識他，同他說過話，似乎我去墨蘭也是請他先租好房間的。他當時的思想也是落後的，他不大清楚我的思想。反之，木棚裡倒有一個我不認識的人卻很清楚我的思想。我去了一段時間之後，他就來同我接近，同老朋友一般對待我，向我談社會主義，談馬克思主義，我很詫異，後來才明白他是從尹寬處知道我的。那時尹寬並不在蒙達爾，我不知道在甚麼地方。李慰農——這個人就是李慰農——大概得到尹寬的信來注意我的。我漸漸知道他是安徽巢縣人，在蕪湖讀書，同尹寬一起來法國的。三年前我得到一張聖日爾曼中學中國學生的集體照片，發現其中也有李慰農，由此才知道他同尹寬一起在那個中學讀了半年書。他認識我，但我不認識他。別的安徽學生也認識尹寬，但提起時都沒有好感。他們對李慰農也沒有好感，有些人當面挖苦他，尤其反對他愛談社會主義。那些四川學生也反對談社會主義，聽到人家談話涉及思想理論問題時候，就走開了，或者說「又是社會學！」我同李慰農接近，引起他們注意。
我一到木棚，就發現西南角靠牆的床鋪上坐著一個老頭子，帶著眼鏡。留著一部山羊鬚，戴著大禮帽，穿著燕尾服，沒有去工廠做工。秦治谷告訴我，他就是黃齊生。我知道黃齊生，他是汪頌魯的先生；他帶著一批學生從貴州出來在全國游歷，去北京、上海等地訪問名人，其中有康有為、章炳麟，也有陳獨秀；他帶著他們去過日本，又帶著他們來英國和法國。他自稱來歐洲考察教育，並不像徐特立（另一個老頭子）那樣標榜為來法國勤工儉學的。二八運動以後，里大運動以前，他和湖北人石英出面做調人，奔走於勤工儉學生和華法教育會之間。《旅歐周刊》或勤工儉學生發表的文件記載此事。我想不到在這裡遇著他。不知道甚麼人安排他住在這個木棚裡，在這裡吃飯，不交伙食費，有時我們上工去，他幫助打掃，蒙達爾派頭頭沒有一個人同他接觸。
黃齊生自然不知道我的底細。他看見新來一個青年人，便同我談話，掂掂斤兩，中外古今無所不談。似乎當時別的人都不願同他談話了。他是見過世面的人，不消幾日他就摸清我的底細了，於是像老師對待學生那樣關心我。他的思想還停滯在新文化運動或更早的階段，對我不會有甚麼幫助。
我當時尚未放棄考進大學的計劃，尚以為來此做工是暫時的，一旦家裡寄錢來又可恢復自學的生活。每日做了十小時工以後，我還有精力和時間讀書到九點或十點以後上床睡覺。我還攜帶一本法文的解析幾何，每日學習一點，以後才丟開了。
晚飯後至睡覺時間有二小時至三小時可以利用。此時木棚裡很熱鬧，看書的人很少，甚至沒有，大家閑談、開玩笑、相罵，幸而沒有相打的。有個四川小青年，矮矮的，胖胖的，只十八歲，每日這個時候總是跳跳蹦蹦，走到這一角同人說笑話，又走到那一角找人開玩笑。我心裡想，這個小青年不學習一點東西，不愛看書，很可惜。似乎我曾委婉地同他本人說了這個意見。
大概在那個時候新出版一個《工餘》雜誌，寄到蒙達爾木棚來，大家都可拿來看。過去只有《旅歐周刊》，在都爾的中文印刷廠鉛印的，記載旅法僑民的消息，也有言論。那是華法教育會辦的，沒有人愛看。勤工儉學生有甚麼事情就發表宣言、公啟，用膠印印幾十份散發。膠印很方便：到文具店去買一張膠版紙，一瓶特殊墨水，把文字寫在一種特殊紙上，然後把寫字的一面覆蓋在膠版上，揭開以後留下墨跡，就可以用普通紙頭去印了。我在蘇聯和中國都沒有看到膠印。勤工儉學生自己辦的油印刊物，《工餘》是第一個，我看了一兩期，後發現它並不替華法教育會及其他統治者說話，於是投了一篇稿子，隨便用一個筆名。不久登出來了，但有許多刪節（以後知道是陳延年刪節的）。木棚裡的人紛紛議論這篇文章，猜想是誰寫的。我當然不會承認自己寫的，可是我聽到李慰農低聲告訴別人：是鄭超麟寫的。我很驚訝。現在想起來，並不奇怪，因為我同李慰農談話發過這種議論。究竟甚麼議論，用甚麼題目，署甚麼筆名，我都忘記了。如果有人收藏《工餘》，我可能找出這篇文章。
李慰農大概同尹寬一起早已參加了「工學世界社」，但他未去佔領里大，未當代表，未出頭露角，又不是湖南人，因此那些群眾不仇視他。僅僅為了他愛談社會主義而當面挖苦他。至於住在城裡那些頭頭，以及湖南籍的工學世界社分子當時是不能在木棚居住的。
有一天，天氣已經轉暖了，李慰農暗中通知我：「明白，星期天下午，有人約你去森林裡談話。」我答應了。工廠近旁有一片小森林，我去那裡，會見了李慰農，韓奇和薛世綸。約我們去談話的，就是薛世綸。我早知道這個人，他是蒙達爾派的第四個頭頭，在工廠上下工時也有人指給我看。至於韓奇，他也住在木棚，我沒有同他談過話，但秦治谷告訴我：這個人頭腦很不簡單。
我們在森林裡坐下來。薛世綸說了很多話，結論是說：現在有人發起，要組織一個少年共產黨，徵求我們三個人參加這個組織。李慰農，不用說，是早已知道這件事情，而且早已決定參加了的，但薛世綸還是把他當作徵求的對象，同我們兩人一樣。我考慮了好久，才答應參加，韓奇比我考慮得更長久。如此，決定了我的一生的方向。
組織少年共產黨一事，是以張崧年為首的中國共產黨「旅歐支部」（或其他名稱）的決策，我事後就知道了，現在更有文件為證。據李隆郅回憶，一九二一年趙世炎在克魯鄒做工時曾寫信給蔡和森建議組織一個「共產主義同盟會」，蔡和森表示同意組織，但主張用「少年共產黨」名稱；同年五、六月間（按：據賀果日記係七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五日）「工學世界社」開大會，李隆郅應邀列席，蔡和森提議組織「少年共產黨」，但有一部分人堅決反對，李隆郅雖贊成，但因以客人身份列席，不便爭論，故未通過。李隆郅這個回憶如果符合事實，那也可見，此時，一九二一年八月以前，張崧年所說有趙世炎和陳公培參加的中國共產黨小組尚未存在，因為如果已經存在，趙世炎為甚麼還要同蒙達爾派一起組織「共產主義同盟會」呢？由此又可見。「少年共產黨」雖成立於一九二二年，但名稱已提出於一九二一年了，是蔡和森提出的。蔡和森要組織的顯然是《人道報》上常見的 Jeunesse Communiste 而不是 Parti Communiste，即是團而不黨。當時蔡和森不見得知道國內已有「社會主義青年團」的譯名。趙世炎、李隆郅等人要組織的，則是黨而不是團，或者說他們也許不知道黨團的區分。以後，趙世炎同張崧年接了頭，建立少年共產黨的工作便由旅歐支部擔負起來了。支部派周恩來協助趙世炎進行這個工作。他們二人聯名寫信給住在蒙達爾的李維漢，不是直接郵寄的，而是托人轉交的，約李維漢來巴黎一個小旅館商談建「黨」事。時間大概在一九二一年底。以後，趙世炎就去北方縣做工了，一面同在柏林的支部密切通信，也同蒙達爾派函商建「黨」問題。一九二二年四月二十六日，他從北方縣寫信給無名說：「歐洲方面決定成立一個『青年團』（大約一月以內可以完成）。」信內還透露若干有關籌備的消息：蒙達爾派主張「工學世界社」全體參加，並「以去就爭」；旅歐支部則主張個人參加；人數估計為法國約二十人，比國七、八人，德國六、七人，但若「工學世界社」堅持原意，人數就不能前定。信中提到蒙達爾派頭頭只說李維漢和薛世綸。但四月三十日給無名的信則說：「工學世界社世綸，碩夫等欲等該社開會要求全社加入且以去就力爭。我不贊成。」碩夫就是尹寬。可證此時尹寬是工學世界社一個重要頭頭，負責同趙世炎談判的。趙世炎接著說：「我意即在初步嚴格取人之意，要求他們取個人行動，現在他們亦承認。」可見，到四月三十日，雙方爭執的問題已經解決了。五月一日，趙世炎就離開北方縣到巴黎來，以後便完全為建「黨」事而奔走了。
薛世綸約我們談話，大概在五一趙世炎回巴黎以後，至早也在那個爭執問題解決了以後。
由趙世炎給無名二信，也可以知道建黨事是設在德國的旅歐支部命令和督促趙世炎去做的。信內說：「日前，德國諸友聯名——壽康、申府、伯簡、恩來、清揚、子暲、披素——給我信，促於五一告成。」又說：「申府給我信最密。我在法國方面事事審慎，故進行很遲，因此常遭他的責備與催促。」這些話，對於那次在法國建立少年共產黨的事都是很重要的，對於尹寬的生平也是很重要的。張崧年今天還活著，可是這段生活他幾乎忘記乾淨了。他一九七七年回憶說：「這樣，我們五個人成立一個小組（張申府、周恩來、劉清揚、趙世炎、陳公培），小組一直是這五個人。」他完全忘記了還有張伯簡、謝壽康、蕭子暲、熊雄！
森林談話之後一個星期日，李慰農帶我進城去會見李維漢、汪澤楷、薛世綸、張增益、汪澤巍。似乎沒有看見尹寬，可是次一個星期日尹寬又是在蒙達爾，因為那天我們四個人（李維漢、尹寬、李慰農和我）一起到巴黎去。趙世炎到里昂車站接我們。我第二次看見他。我們乘地道電車到十三區意大利廣場去，到廣場側面一條不很熱鬧的街道 Rue Godfroy（戈德弗盧瓦街）十七號一個小旅館去。那就是趙世炎從北方縣遷來巴黎後租住的旅館。他住在底層，窗子開向一個小院子。我們當日就回蒙達爾去。談了甚麼話，我都忘記了，也忘記了有沒有別的中國人同他住在這個旅館。少年共產黨成立以後我再去這個小旅館時，幾次都看到情況改變了：樓下的房間是陳延年兄弟居住，趙世炎則搬到二樓上一個房間，尚有其他五六個人也租住這個小旅館，紛紛擾擾，熱鬧得很。我沒有去別的房間，包含周恩來所住房間在內，因為大家都在樓下陳延年兄弟房間和二樓趙世炎房間會面。
六月十八日開成立大會，蒙達爾同志決定派李維漢，尹寬和我三人去巴黎出席。當時，決定參加的人在蒙達爾有：汪澤楷、薛世綸、汪澤巍、張增益、李慰農、韓奇、連我們去出席的共九人，我們沒有開會，沒有選舉，得到李慰農通知，十七日我就同李尹二人去巴黎了。各地代表人數和名單，大概是趙世炎、周恩來，連同各地的頭頭協商決定的，即使不是當面協商，也是通信協商。蒙達爾由李維漢和尹寬出席，是理所當然的，他們二人本是頭頭。但為甚麼派我去呢？如果要派一個非工學世界社成員，那麼韓奇也比我適宜。
我們三人似乎不住在一個旅館，因為我記得十八日早晨是獨自一人按約定的時間到達西北郊外布洛宜森林（Bois de Boulogne）某一進口處的。那裡我看見許多中國人。一個人上前招呼我，自稱任卓宣。我未曾見過，他和我並排走，指著前面一個穿黃色春大衣的人，說是周恩來。好像我已經知道周恩來是甚麼人。任卓宣住在巴黎，常去趙世炎旅館，當然見過周恩來，也許知道了周恩來是張崧年派來協助趙世炎建「黨」的。我則不知道這個內幕，李慰農不會告訴我，他自己也許不知道。當時六月間，雖非盛暑，我們都不穿大衣了。我看見周恩來穿得整整齊齊，不像在工廠做工的。再走一段路，到一個轉折點，任卓宣又指著站在路旁同人說話的一個人說是陳延年。我聽說過有個陳延年，是陳獨秀的兒子，但信仰無政府主義，反對陳獨秀的。陳延年倒是同我們一樣 en dimanche，即是一個工人在星期日換一套好衣服上街的。大家來到一個林中空地，各人拿起一把鐵折椅，圍成圓圈坐下來，趙世炎這年四月二十六日從北方縣寫信給無名說：「現在開會地址是很難覓。」會址問題就是這樣解決了。我們上下午開會，高談闊論，都無人過問。下午，才有一個老太婆來收椅子租錢，她說：「你們在這裡開會。呶（指著任卓宣）！他是你們的主席。」
上午的主席是趙世炎，他宣佈開會。到會的共十八人，介紹了姓名。我早已記不齊全了。肯定到會的，有：趙世炎、周恩來、李維漢、王若飛、尹寬、蕭樸生、任卓宣、劉伯堅、熊銳、王凌漢、佘立亞、鄭超麟。其餘六人，想不起來。可能有袁慶云。似乎沒有陳喬年。
議事日程，我也想不起來，卻記得幾次爭論。
第一次是關於名稱的爭論。一致主張用「少年共產黨」（干脆五個字，沒有戴甚麼「旅歐中國」的帽子，那是後來加上的）；惟有周恩來提出異議，他主張用「少年共產團」，爭論的是「黨」字和「團」字。周恩來的理由是說：一國不能有兩個共產黨，中國已經有了共產黨，不能再成立一個共產黨；我們知道這個道理，但以為「少年」二字足夠區別了。當時沒有人提出「共產主義青年團」的名稱。我們都知道，要建立的就是《人道報》上常說的 Jeunesse Communiste（全名是 La Ligue de Jeunesse Communiste），誰也不以為要建立第二個黨。我一向認為，我們當時都不知道中國已有「青年團」的譯名。但看了趙世炎給無名的信以後才知道至少趙世炎一人是知道國內已譯為「青年團」的，可以斷言旅歐支部都知道這個譯名，為甚麼大會上沒有人提出「共產主義青年團」名稱呢？因為張崧年不贊成這個譯名，他主張用「少年共產團」的名稱。周恩來是代表張崧年和旅歐支部主張用「少年共產團」名稱的。趙世炎當主席不能附和周恩來說話，他也不能根據國內已經固定的譯名提出「共產主義青年團」名稱。張崧年如此固執用「少年共產團」名稱，以致半世紀之後回憶時他也只記得「少年共產團」，而忘記了此名稱已為成立大會所否決。他甚至於否定曾經用過「少年共產黨」的名稱，反而捏造一個甚麼「共產主義少年團」的名稱。
另一個爭論是在討論黨章的時候。周恩來提出黨章要規定凡入黨的人都須「宣誓」。起初我們聽不懂他的口音，（他曾說：「醞釀」二字，搞了好久我們才聽懂）後來弄清楚他說的是「宣誓」二字時，我們幾乎一致反對。我當時反對宗教的意識十分強烈，當然反對，但別的人也反對。我們認為「宣誓」是宗教的儀式。是向上帝或其他的神宣誓的，我們不信神，向誰宣誓呢？周恩來解釋說，宣誓不一定是宗教的儀式。他舉最近的歷史為例：民國元年，孫中山讓袁世凱接替他做臨時總統時，要求袁世凱就職那天宣誓忠於民國，袁世凱宣誓了，以後做皇帝，孫中山便以他背誓為理由討伐他。我們同周恩來辯論，結果否決了他的提議。我們成立少年共產黨沒有宣誓，以後我加入中國共產黨也沒有宣誓，回國以後我參加幾次入黨儀式也沒有看見宣誓，但後來我在圖畫和電影中看見入黨儀式。發現入黨的人都要舉起拳頭對著黨旗發表幾句決心，不知道算不算宣誓？
討論黨章以後還要討論黨綱，我曾發言說黨章和黨綱沒有分別，何必分成二項來討論呢？這話一出，好多人都笑我沒有常識。以後我自己也明白黨章和黨綱是兩回事，我確實沒有常識。我在會上聽別人發言，確實感到對於革命方面的知識。別人知道得比我多得多，我應當好好學習。但在黨章和黨綱的問題上，這幾年我卻發現，二十年代初期鬧笑話的不止我一個人。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大會通過了一個文件，稱為黨綱，而其實是黨章，不過夾雜了幾個黨綱性質的條文，至少應當說是黨綱和黨章的混合物。今天中國共產黨沒有黨綱，只有黨章，不過在黨章的總綱部分列了幾個黨綱性質的條文，但我今天不能夠引用這些事例來辯護我當初的缺乏常識。
當天晚上，我就向趙世炎請假不參加以後的大會而回蒙達爾去。理由是工廠曠工太久不好。因此，第二天和第三天開會的情形，我就不知道了。最後選出的「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名單和分工，我也是以後才知道的，而且知道得不完全。結合周恩來於第二次大會後向國內團中央所作的第一號報告，可以列出委員會的名單：趙世炎、張伯簡、陳延年、周恩來、李維漢、王若飛、尹寬共七人。分工時，趙世炎任總書記。張伯簡任組織部長，陳延年任宣傳部長，周恩來任職工部長（或華工運動委員會主任）。張伯簡當時在德國，沒有參加大會，中央執行委員會決定，在張伯簡未回巴黎就職之前，以李維漢代理組織部長。
少年共產黨成立便完全結束勤工儉學生中蒙達爾派和另一派。即工學世界社和勞動學會互相對立的歷史了。雙方統一於馬克思主義。統一於共產主義，絲毫沒有留下舊的裂痕。兩派之外還團結了從無政府黨分裂出來的陳延年一派。無政府黨在勤工儉學生群眾運動中沒有地位，但他們代表一種思想傾向，足以影響勞動學會方面的人，甚至工學世界社方面的人。
趙世炎離開北方縣前一天，即四月三十日，寫信給無名，說他對於建「黨」事立下二個原則：（一）極端嚴格。（二）沒有遺漏。這二個原則，他是實行了的。當時參加的人確實是經過嚴格審查的，應當團結的人確實沒有或很少遺漏。
當時，汪頌魯也在巴黎，他本來靠近勞動學會方面，早就認識趙世炎，同王若飛既是同鄉，又同出於黃齊生門下，但沒有人去團結他。他們顯然不滿意汪頌魯。我以後同趙世炎和王若飛無所不談，但從未談到汪頌魯。組織成立之後我也想不到介紹汪頌魯參加。在里昂那一個月，我同他都到了山窮水盡，都靠向同鄉借錢過生活的地步了。我下決心去工廠做工，可是他不能下此決心，繼續借錢度日。他從不到蒙達爾來，卻有一次約我去巴黎見面。原來，他從一個與我接近的福建學生討得介紹信，要去新加坡籌款，再來法國進學校的。他借到船費就要動身了，我去巴黎同他敘別。我頗懷疑他能實現這個計劃，以後我就忘記這個朋友了。五卅運動後那個福建學生回國來上海看我。說汪頌魯居然在新嘉坡籌到一筆款，再到法國去，可是過去學的法國話都忘記了。我很驚訝。後來一想，這是出於華僑的風氣，有些華僑賺了錢，並不大方，但想結交幾個有地位的朋友。一個「法國留學生」。願意同他交朋友，他會感到光榮而向同輩誇耀的。在此情形下資助一筆錢也是不會困難的。汪頌魯以後的下落，我完全不知道。
另一個老朋友尹寬，從少年共產黨成立起，甚至可說從里大運動起，他和我的關係便融化於一般朋友關係，同志關係之中了。我和他之間從此沒有私人的關係，未曾單獨說一次話，一直到回國在上海見面的時候。
少年共產黨一成立，工學世界社便停止存在了，新民學會也停止存在，至於勤工儉學會，勞動學會更不會有人提起。我們親密地團結起來，不定期地開會，接受和討論中央執行委員會的通告，散發對外的油印刊物《少年》，封面上公開印著「少年共產黨機關」字樣（應寫「機關報」，但張崧年堅持不用「報」字），閱讀對內的刊物（我忘記了名稱，只記得有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報告，有各方面活動的消息，有同志的建議和意見等等。每本封面都編了號碼，不能給外人看，脫黨時必須交還的。）。我們住在木棚的三個人（李慰農、韓奇和我）單獨成一個小組，單獨開會，然後由李慰農上城裡匯報。記得木棚小組第一次開會時，韓奇提出一個建議，即黨內每個人都須採用一個化名，大家以化名相稱。這個建議由李慰農匯報上去，立即被採用了，很快內部刊物就登出了真名化名對照表。我至今還記得好多人的化名。樂生（趙世炎）、紅鴻（張伯簡）、羅邁（李維漢）、林木（陳延年）、伍豪（周恩來）、雷音（王若飛）、石人（尹寬）、羅熱（陳喬年）、愛彌（蕭子暲）、R（張崧年）、裸體（汪澤楷）、鋤斧（李慰農）、捉掀（任卓宣）、戈般（王凌漢）、覺奴（蕭樸生）、絲連（鄭超麟）、尹常（熊銳）、其光（熊雄）等等。這些化名，後來都不用了，惟有「羅邁」、「伍豪」二名一直用下來。據說「羅邁」取義於浪漫主義，不知確否？「伍豪」則是周恩來在天津的「覺悟社」的化名。「覺悟社」似乎是一種秘密的或半秘密的團體，社員編成號碼，周恩來編為第五號，故諧聲為「伍豪」；劉清揚編為第二十五號，故諧聲為「念吾」，她在少年共產黨中亦用此為化名；一個人編為第十三號，故諧聲為「施珊」；一個人編為第十一號，故諧聲為「施以」；一個人編為四十三號，故諧聲為「峙山」；一個人編為第一號，故諧聲為「逸豪」。
少年共產黨一成立，立即進行對內的團結和教育的工作，對外的活動和發展的工作。
凡有成員住居的地方都成立小組，定期開會，定期向中央匯報；中央也定期或不定期地發給各小組以書面報告，總書記趙世炎也曾幾次巡視法國各地，寫出巡視的報告。中央之下設立一個「共產主義研究會」，以張崧年為主任，內部刊物曾發表張崧年關於研究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文章，其中介紹了幾本應讀的書，有法文的、英文的、也有德文的。我不記得法國境內有幾個地方小組，但記得比國有一個小組，設在沙魯瓦，有劉伯堅等人，德國有一個小組，設在柏林，有張崧年、劉清揚、熊雄等人。在蒙達爾，我們住木棚的三個人，似乎是起初單獨開會。後來還是同住城裡的人一道開會的。我只記得二次開會的內容。一次討論中國共產黨加入國民黨的問題。大概是中共二次大會以後或西湖會議以後通告各地方討論這個問題以備三大作出決議的。旅歐支部得到此通告後便通過少年共產黨的中央執行委員會發動各地小組討論這個問題，形式上說，少年共產黨是獨立的，並非中國共產黨屬下的一個組織，但事實上我們大家都明白中國共產黨領導著我們，而要加入國民黨的，不僅有共產黨員而且有青年團員（此時我們已經知道中國早已成立「社會主義青年團」了）。我在小組會上反對加入國民黨。當時我不僅反對北方的軍閥政府，而且反對南方的國民黨政府。我出國前在廣州住了個把月，看見那裡公開煙賭，每隔幾家店鋪就有一面大旗掛著，上寫「邊防經費，樓上開燈。」政府抽取煙捐、賭捐，還有花捐，數目不少，美其名曰「邊防經費」，以此准許公開吃鴉片煙，公開賭博，公開賣淫。我並不認為國民黨的南方政府比軍閥的北方政府更好些。不錯，我出國前的廣州不是國民黨嫡系軍隊統治的，是廣西陸榮廷統治的，但後來國民黨嫡系軍隊陳炯明代替廣西軍閥統治廣州，一樣抽取煙捐，賭捐，花捐。
至於國民黨的「主義」，辛亥革命前後我從父親的朋友的議論中知道是很厲害的，是被人們視為洪水猛獸的。可是，經過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後，特別是我三年來的思想變化以後，那種民主共和的思想已經失去吸引力了。我正是因為對於國民黨的主義和孫文的思想的失望才會去參加組織少年共產黨的。但現在要我回頭去加入國民黨！我在小組會上提出反對意見，但得不到別人同情，特別帶頭反對我的恰好是我的老朋友尹寬。我想，中央執行委員會總已開過會議，討論過這個通告，而取得一致意見的。尹寬說的就是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意見。他是從策略立論的，認為我們不過利用國民黨已成的力量來發展我們自己的力量，並不需要思想方面的讓步。我還記得他的譬喻。他說，譬如獅子滾雪球，愈滾愈大；又說。法國共產黨雖然是公開的，但仍有秘密的部分，侵犯的人就有生命的危險（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秘密工作應當與公開工作相結合）。我是孤立的，討論結果自然是蒙達爾小組以贊成加入國民黨的意見匯報於巴黎中央。另一次會議則是為了送別李維漢的。少年共產黨特派組織部長李維漢回國去交涉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的事情。我們一面散步，一面談話。我們的會議往往如此。有時坐下來，說一陣話，然後再走。李維漢留下一篇告別書，同時也說了一通告別的話，內容我都忘記了，大意是勉勵的話。這次會議沒有爭論。李維漢回國後不知誰繼任組織部長，可能是周恩來。
對外的活動，則有好多事情可記。首先要復活里大以前那種轟轟烈烈的群眾運動。現在，兩派群眾領袖已經融合為一個組織，不會互相鬥爭了。可是，這個時候，這些領袖，李維漢、汪澤楷、趙世炎、王若飛、尹寬等人都不能出面。群眾仍在反對他們。雖不致於打他們，總不會響應他們的號召，必須換一批人出來號召，少年共產黨有人才。蒙達爾小組就有一個韓奇。我同他住在一個宿舍，但在薛世綸約我們談話以前，我未曾同他談過一句話。他這個人很能幹，活動能力決不會比那些頭頭差。他很快就看穿我這個人，看不起我的能力。我們參加同一組織之後，雖然一起開會，交換意見。但會外也不單獨單談話。我們的組織決定要發起一個群眾運動，調韓奇出來領導，我忘記了為甚麼事情。韓奇在木棚一號召，大家都來聽他說話，他做了報告，主張用「蒙達爾同學」名義發表宣言，印發給法國各地勤工儉學生集中的地方，要求各地派代表到華法教育會來開會討論，很快得到響應。「蒙達爾同學」就派韓奇為代表到巴黎去。各地方代表都來了，都是新人，其中有幾個是少年共產黨黨員，但也有幾個非黨員。開會有爭論，結果韓奇代表的「蒙達爾同學」的主張得到勝利。事情應當順利發展下去了。我沒有去巴黎，不知道詳情，連為什麼去開會，今天也不記得。但不久之後，李慰農告訴我，韓奇退出組織，就要離開蒙達爾，運動也停止了。原來是韓奇和王若飛發生沖突。過去的領袖不能出面，只可讓從來不出面的韓奇去領導群眾，但又不放心，於是派王若飛去暗中指導。王若飛跟著韓奇到巴黎去，「手把手地」教著韓奇怎麼做，最後惹得韓奇發火，王若飛便用「紀律」去壓他。結果破裂了。我從李慰農的話抽繹出這件事情的輪廊，細節如何，是否另有原因，則我無從知道。
韓奇以後在法國進了甚麼學校，學成歸國，恢復原名為韓雁門，在國民黨底下做了什麼小官，出版了一本替他的在辛亥革命中犧牲的父親韓耆伯作紀念的書，請他的父親的故友高語罕寫一篇長序。在抗戰時期我在上海看到這本書，前面一張照片：一個西裝革履的中年人站在一個墳墓的墓碑旁邊。日本投降後，我在上海遇見高語罕，說起了韓耆伯的故事。一九五六年我在市監獄遇見尹寬，閑談中提到韓奇，他竟不認識。我說這人後來改名韓雁門，他才說他認識韓雁門，五四運動時同他站在對立面的。他問我怎麼認識韓雁門？他竟不知韓雁門曾改名韓奇，與他同在一廠做工，同屬於一個革命組織！他不是不知道，而是年老忘記了。
蒙達爾城裡的人指揮李慰農和我在木棚活動，叫我們發起一個討論會，他們星期日也可以來木棚參加。我們二人活動力有限，只組織了二三個人，秦治谷在內。第一次開會時城裡竟來了五個人：李維漢、汪澤楷、薛世綸、尹寬、王若飛。大家提出問題來討論。我提出一個問題，好像是說我們對待社會上的鬥爭應當採取什麼態度。我說：我們有三種態度可供選擇，一是站在進步方面反對落後方面，一是站在落後方面反對進步方面，一是超然於鬥爭雙方之上。我原意是要先列出這三種可能的態度，然後批評第二種和第三種而歸結於第一種的。可是未曾等我把話說下去，王若飛立即打斷我的話，說只有二種態度，沒有第三種態度，我說第三種態度是有的，例如羅曼羅蘭，於是所有的人，包含秦治谷在內，都支持王若飛而攻擊我，結果不歡而散。散會之後下微雨，他們要回城去，我送他們一程，他們不要我送，我送到一個橋底下避雨之處才看出他們是要交換意見如何對待我這個「錯誤」的。我就回木棚去了。下次開小組會，他們嚴厲批評我，說連群眾都認為沒有超然的態度，而你堅持有超然的態度。我說：那天，你們不讓我說下去；我的意思是要批評超然的態度，但必須把這個態度列出來才好批評的。他們將信將疑，還是說我贊成超然的態度。尹寬當然說了反對我的話，但我忘記了什麼話。這件事無疑同尹寬有關，因為他知道我以前愛讀羅曼羅蘭尤其欣賞他在世界大戰中發表的那幾篇反戰的文章，總標題為 Au-dessus de Melee（《超於混戰之上》），尹寬知道；他也知道我就是用此態度對待一九二一年勤工儉學生中蒙達爾派和另一派之間的鬥爭的。他不知道，我進了工廠之後思想已經進步了，我正要借這個機會來批評我這個舊思想。
隨著時間的推移，加上我們在木棚的暗中活動，群眾的情緒漸漸改變了，漸漸不反對那些過去領導運動至於失敗的一批頭頭。新來工廠的群眾本來就沒有成見。此時，大約九月間，發生了一件事，工頭譚天塹，湖南人，也是在蒙達爾中學讀書，但不屬於新民學會或工學世界社一派，同這一派人有矛盾。他法國話說得好，去橡膠廠做工，被提拔為工頭，即不做工而管理廠內的中國工人，工資照拿。事實上是資本家僱用的一條狗，偵察中國工人動靜的。一天，他在做工時間同薛世綸發生衝突，他報告資本家，立刻就辭退薛世綸了。究竟為甚麼事情衝突，誰是誰非，我現在全不記得，也許當時就不知道。但薛世綸被辭退是由於譚天塹向資本家報告，則是盡人皆知的。於是經過我們號召，全體中國工人都不上工，以示抗議。木棚裡開大會。激昂慷慨講話，怒斥譚天塹，號召罷工的，不是我們，李慰農和我都沒有這種群眾鼓動的能力，而是江蘇泰州人于履中和四川人穆清。二人都是新來的工人。罷工是一致的。我不記得這件事如何收場，以及罷了幾天工。我們要求資本家辭退譚天塹，但顯然沒有達到目的。可能薛世綸復了工。事後我們介紹于履中和穆清參加了組織。譚天塹好久不敢到木棚來，這也是我們的勝利。可是，十月初，他來到木棚了，帶了一個討好群眾的消息，即說他已經同廠方說好十月十日中華民國國慶，給中國工人放假一天，讓大家在木棚裡慶祝佳節。他要帶照相機來給大家照相。群眾自然歡迎，我則十分憤慨。到十月十日，大家都不上工，連李慰農和住在城裡的同志也不上工，但我同一個福建學生相約照樣上工。一面為了抗議群眾同譚天塹和解，一面也是表示反對「中華民國」。少年共產黨的建立，以及我自己參加這個組織，正是為了革「中華民國」之命的。晚上放工回到木棚來，黃齊生老先生把我拉到他的床前去，點著指頭說：「你這個怪物！」他看我當時的表情，沒有說下去。以後，我上城去看汪澤楷，他沒有贊成，也沒有反對，只是說：辛亥革命是有進步意義的，李石曾就是同盟會內的暗殺部長。我可以承認辛亥革命的進步意義，但李石曾即使當過暗殺部長，那同我們又有甚麼相干呢？
那幾個月，橡膠廠的中國工人的流動性很大，好多新人來做幾個星期的工，就離開了。他們的舊成見比較少，我們在他們中間做了工作，吸收了許多同志。上述于履中、穆清之外，參加我們的組織的還有：吳祺、周維楨、謝陳常、李季達、李楠、以及我忘記了姓名的幾個人。舊的人，在我以前來做工的，也漸漸消除成見而同我們接近，以至於加入我們的組織了。例如，秦治谷、熊禹九、舒某某，一九二七年我在武漢看見他們才知道他們也是同志。但那是我離開工廠去莫斯科以後的事情。
這裡就要說說我們怎樣去莫斯科的。
一九二二年下半年和一九二三年初，我每次去巴黎玩時，總要到戈德弗盧瓦街十七號去看看的。他們招待我，趙世炎還把收到的信，不準備發表於內部刊物的，拿出來給我看。一次，我看見了李維漢回國以後寫來的信。他到了北京，找到了「老施」（施存統），交涉少年共產黨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的事情。「老施」答應了。一次，我看見了蕭子暲從莫斯科寫來的信，他在那裡看見了中國共產黨派去莫斯科參加共產國際第四次大會的代表團。我還記得他說劉仁靜「二十少年，有名士氣。」一次，我看見了陳獨秀寫給趙世炎的信，顯然不是第一次通信，因為陳獨秀在信內反駁了趙世炎所持的不肯回國的理由。趙世炎去信，我未見。大概是說法國有許多華工，需要他去做工作，他不能丟開這些華工。陳獨秀反駁說：國內的工人不知道比法國華工多多少倍，你為甚麼不在更多的工人中間做工作呢？我忘記了是在這封信內，或者另一封信內，或在蕭子暲的信內，我得悉莫斯科有個甚麼學校可以招收中國學生，要少年共產黨派幾個同志去。我當時並未曾把這個消息同我自己聯繫起來，我只當作李維漢回國交涉成功，中國共產黨也派代表去莫斯科參加國際大會，張伯簡、蕭子暲去莫斯科讀書一類新聞來看，看過就不去想了。可是，有一天，大概已經進入一九二三年，李慰農悄悄告訴我：「組織上正在考慮派你去莫斯科的事情。」我聽到大出意外。但我想，在考慮麼，不見得決定派我去的。那時我早已放棄在法國進大學的念頭了，我對於個人出路也不再去想，甚至不去想將來怎樣回國的問題。我是無產階級一分子，受外國資本家剝削不是同受中國資本家剝削一樣麼？在外國照樣可以幹革命。過了一段時間，組織上正式通知我，要派我去莫斯科東方大學讀書，我並不爭取，但已經決定派我去，我也就不推辭了。
我去莫斯科讀書一事，尹寬有不同意見。上面所引他在上海市監獄中寫的交代材料說出了他的意見。他說：「那不好鬥爭，又不肯胼胝甘為勞動人的鄭超麟，卻先我到了莫斯科留學；他在一九二三年初就同趙世炎，陳延年，陳喬年，王若飛等第一批由組織介紹到莫斯科進了東方勞動大學，我是在這年十月才同劉伯堅等十人到莫斯科的。」尹寬應當知道，此事不是我爭取的。
少年共產黨決定在巴黎再開一次大會，議決幾項日程，其中最重要的二項日程就是：決定正式參加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為其旅歐支部的問題和改選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問題。後一問題所以成為必要，因為準備派往莫斯科的同志中有幾個是中央執行委員：趙世炎、陳延年、王若飛。一九二三年二月中旬，我們在巴黎西郊向警察分局租了一個會場，開了四天大會。根據會後新選出的書記周恩來寫的向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中央的報告，會期是二月十七日至廿日。我始終以為此次是少年共產黨的第二次大會，但周恩來上述報告則說是「臨時代表大會」，當以當時的報告為準。
此次我們不是在森林中露天開會，而是在一個正式的會場開會，周恩來報告中當然不會提到這是一個甚麼會場，這是巴黎西郊比揚古鎮（Billancourt）警察分局內一個會議廳。比揚古鎮有許多工廠，也是勤工儉學生集中地之一。鎮的北面就是布洛宜森林，第一次大會開會的地方；鎮的南面臨塞納河，河上有橋，過橋就是散客廬。我住在巴黎中心，一個福建同鄉租的旅館，每日早晨在塞納河邊乘船來到比揚古碼頭的。
警察局裡的會議廳是袁慶雲租來的。四川人袁慶雲是趙世炎的朋友，長久住在比揚古鎮，且與一個法國姑娘同居很久，直至離開法國。趙世炎常借他的住址轉信。他的法國話說得不見得好，但能達意。他同警察分局很熟，以中國學生開會為名租下這個會議廳。他關照我們，法國警察聽不懂中國話，我們甚麼話都可以說，但不要唱國際歌。雖然如此，這四日開會期間我們還是提心吊膽的。警察常常在會場門口經過，有時探頭進來看看。
大會經過，有周恩來的報告可看（見《一大前後》第一冊）。我已經忘記了，即使記得也不值得寫。但有一件事情，我還記得，而且值得寫的，何況它同尹寬有關。這就是大會開除張崧年的事件。我一向保持著很簡單的印象，即：張崧年在第一次大會上並未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但他控制中央執行委員會，當太上皇。周恩來和趙世炎是黨員，執行他的指示，但其他的中央委員不服氣。反對他，直至於開除他。發言最激烈的是陳延年和尹寬。他們的話我忘記了，大意是反對張崧年處處干涉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工作。張崧年大概提出了少年共產黨應受中國共產黨旅歐支部領導的原則，而他是旅歐支部書記（或者是中國共產黨中央委任的旅歐通信員）。陳延年和尹寬就是不接受這個原則。我記得尹寬說：「R（即張崧年）把他這個身份裝在口袋裡，需要時就拿出來，不需要時就不拿出來。」大會上只有周恩來替張崧年辯護，趙世炎當主席（四天大會都是他當主席），不能說話。到表決時，他要大會另推一個主席主持表決。我忘記了大會是否另推主席，但周恩來那個報告說：四天大會未換主席。
但最近讀周恩來報告，發現開除張崧年事件比我所記憶的更複雜得多。原來，在德國張崧年和張伯簡兩人發生矛盾，張崧年列舉張伯簡種種罪狀，要求少年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開除張伯簡。中央執行委員會認為張崧年「羅織罪狀過甚」，只決定給張伯簡以「警告」處分，而不「開除」他。在這件事情上，中央執行委員會表現了獨立性。二個黨員（周恩來和趙世炎）佔據少數，只好服從多數。於是張崧年生氣，「且有脅迫中央之言」，中央又給他「勸告」（不是「警告」），張崧年不接受此「勸告」，並辭去共產主義研究會主任之職。而且向「柏林地方會」幾次聲明他退出少年共產黨。此時「柏林地方會」是廖煥星負責。趙世炎說廖煥星並未報告張崧年聲明退出少年共產黨的事。大概廖煥星以為張崧年退出是一時氣話，沒有報告上來的。周恩來代表德國同志向大會報告德國工作，才把這件事情說出來了。於是大會認為張崧年「處處違反共產主義的紀律」，決議開除他。
張崧年得知大會開除他，暴跳起來。他寫了一篇很長的告同志書寄到巴黎來。我看到了，其中他引用周恩來大會後回柏林時同他的對話來證明開除完全出於周恩來的陰謀。例如，周恩來對他說：「你太驕傲了，群眾不滿意，故打擊你一下。」據周恩來從柏林回巴黎告訴我們，張崧年曾反問周恩來：「如果群眾反對仲甫同志，我們也要跟著反對仲甫同志麼？」於此可見，張崧年當時有決心，如果全黨反對陳獨秀，他一個人也要站在陳獨秀方面的。一個月以後，周恩來陪伴我們去莫斯科的人到柏林時，張崧年和劉清揚夫婦竟拒絕同我們見面，也不願意再見周恩來。周恩來只好召集「柏林地方會」的其他同志同我們開一個會。除了我們從法國來的十個人以外，屬於德國方面的同志有熊雄、王圭、周恩來本人，此外還到了一個人（或二個人）。按據周恩來報告，此時在德國的同志只有八人，已知張崧年、劉清揚、周恩來、熊雄、王圭五人外尚有三人，其中必有一人是「柏林地方會」負責人廖煥星，那天來的可能是廖煥星。我只記得他衣服穿得很好，不像我們這些勤工儉學生，也不像熊雄、王圭，他自始自終沒有說一句話，而周恩來則聲嘶力竭，替自己辯護，力言他在開除張崧年事件上沒有耍陰謀詭計，直至於以自己的「政治生命」來發誓。
張崧年既然要求退出少年共產黨，現在少年共產黨開除了他，「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何必暴跳如雷呢？這也可以證明他要求退出是假的，不過是一種抗議手段，要求少年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馴服於他這個太上皇之下罷了。
現在還是回到大會去罷。最後一天大會選舉新的「執行委員會」（去掉「中央」二字）。事先，于履中給我一個小條子，叫我投票選哪幾個人，我照辦了。于履中住在戈德弗盧瓦街十七號，當然是前任執行委員會授意的。我忘記了選出哪些人。但周恩來報告中有名單。正式執行委員為周恩來、尹寬、任卓宣、汪澤楷、蕭樸生五人；候補執行委員為劉伯堅、王凌漢、袁子貞三人。執行委員會開會，推周恩來為書記（去掉「總」字），尹寬為共產主義研究會主任（接替張崧年）、汪澤楷為學生運動委員會主任，蕭樸生為華工運動委員會主任，任卓宣為出版委員會主任。
領導人於是分成兩路：一路去蘇聯學習，一路留在法國領導。周恩來和尹寬留下來領導，汪澤楷、蕭樸生、任卓宣填補了離去者的空缺。
大會閉幕時，全體代表還照了相，在警察分局內，會議廳外空地上照的，這照片今天還保存著。會後將近一個月，我們這些去蘇聯的人才終於離開了巴黎。
為甚麼會派我去呢？至今是一個謎。我是一個消極的成員，沒有辦事的能力，連文章也不寫。初進工廠，看到初出版的《工餘》雜誌，還投了一篇稿子，發泄當時的感想。《少年》出版了，有自已的刊物，反而無話可說。有個黨史單位問我當時的化名是什麼，在《少年》上發表了哪些文章。我說了化名，又說我未曾在《少年》上發表文章。可是這個單位告訴我，《少年》上有我的文章。原來是我到蘇聯後從法文或世界語譯了一篇文章寄回巴黎去發表的，也許我不知道《少年》是否發表了我的譯文。我在木棚裡利用工餘的時間，既讀當時新出的《國家與革命》法文譯本，也讀大仲馬的達特安三部曲。那麼憑甚麼選派我去蘇聯讀書呢？大概十二人中我是最蹩腳的一個人。周恩來報告中列出的赴蘇名單是按照各人的重要性排列的：趙世炎、王若飛、陳延年、陳喬年、佘立亞、高風、陳九鼎、王凌漢、鄭超麟、袁慶雲、王圭、熊雄。後二人本來在德國。袁慶雲則是當作先遣人員，當周恩來作此報告時（三月十三日）已經去柏林了，我還看見他從柏林寫回巴黎來的信。信內有個名詞「興六娃」，我不懂，趙世炎起初也不懂，後來說：「恐怕是 Chinois 的譯音」。
我們是三月十八日從巴黎北站乘火車出發的。我大概是三日以前辦理了離開工廠的手續，然後攜行李去巴黎的。木棚裡的人知道我要去莫斯科讀書，於是幾個平時談得來的朋友要給我餞行。政治上的朋友，我們相約，在眾人面前不要表示親密；至於平日同我閑談、說笑的，我認為都是一些沒有政治頭腦的人，只是感情上同我接近而已。木棚裡還有一部分人，則平日見面也不說話，或說幾句不相干的話。這天夜裡，我如約到工廠附近一個酒店去，那四五個朋友已經在那裡了，可是我發現他們中間也有那個四川小青年，平時不同我接近的。我們喝著加熱的白葡萄酒，談著不相干的話，盡歡而散。我回到木棚睡覺時，告訴李慰農：那個四川小青年也參加餞行的事情，要他注意。
十八日早上，我們九個人出發了，周恩來同我們一路走，護照上寫著經過西比利亞回中國去，我們在比利時境內的沙魯瓦停下來，住一日或二日，同那裡的勞動大學的同志開會，談話，照相。到柏林，我們同袁慶雲、熊雄、王圭三個人會了面，在柏林辦理蘇聯入境的手續等等。
辦手續事同我們接頭的，是一個紅頭髮的猶太人，約三十多歲，能說法國話、德國話、俄國話。他同我們說話當中常常提到一個人，叫做混格混格，我不知道是誰，好久才弄清楚他說的是俄文名字 Xohe Xohe，法文則為 Hong Hong，中文則為紅鴻，即張伯簡。原來張伯簡是通過他到莫斯科去的，後來蕭子暲也是通過他到莫斯科去的。
上面說到少年共產黨大會開除張崧年，起因於張崧年和張伯簡的矛盾；再上面說到少年共產黨第一次大會後推張伯簡為組織部長，暫叫李維漢代理；現在又說到張伯簡第一個開闢到莫斯科之路。張伯簡究竟是怎樣一個人？這裡牽涉到中國共產黨旅歐支部產生過程中的一個重要問題。我就要離開西歐去俄國了，應當趁此機會把這個問題弄清楚。
張崧年在老年回憶中說不清楚這個問題，他一九七七—七八年回憶說：他初到歐洲後一九二一年春天介紹劉清揚和周恩來入黨。以後趙世炎和陳公培來，他們已在國內入黨，「我們五個人成立一個小組，小組一直是這五個人」。他一九七九年的回憶則說的更詳細：不僅有那「五個人」，而且有其他的從國內去的黨員：高語罕、鄭太朴、章伯鈞、李季、孫炳文、廖煥星，而且介紹朱德入黨。他也提到張伯簡，以及張伯簡介紹的謝壽康，但所記不實。總之，張崧年所記旅歐共產黨員只有兩類，不是新介紹入黨的，便是國內轉來的。他完全忘記了第三類黨員，即先加入德國或法國共產黨，然後按照共產國際章程規定天然成為中國共產黨員的。這件事要從張伯簡說起。
張伯簡，雲南人，滇軍出身，不知何時並怎樣來到歐洲，但並非先在國內入黨再來歐洲的。他很能活動，善於耍手腕，有野心，看中了共產黨這條道路，在法國結識了謝壽康，又與張崧年和趙世炎分別通信。據我所知，謝壽康，江西人，在法國留學，官費生或自費生，愛談社會主義，有意組織一個社會主義團體，物色同道者。汪頌魯也曾介紹我去巴黎同他在盧森堡公園談了一次話，我對他的印象並不好。張崧年說他是在德國學文學的，大概因為後來謝壽康也從法國轉到德國去了，因為德國生活便宜，或因為德國便於進行社會主義活動，或二者兼而有之。這些細節已無法查考了，我只好出於假定，以待後人做出正確結論。我假定，謝壽康同德國共產黨接上了關係，自己加入德國黨，又介紹張伯簡、熊雄、王圭及其他的人加入德國黨，由此認識了德國活動的共產國際工作人員。反過來，這幾個德國共產黨員又要求參加中國共產黨旅歐支部，即張崧年說的「小組」。按照共產國際章程規定，張崧年無法拒絕他們，但在德國的張崧年對於張伯簡、謝壽康二人的印象是不好的，結果至於要求少年共產黨開除張伯簡；在法國的趙世炎，對於這二個人的印象是好的，甚至於主張派謝壽康做代表去出席準備召開的共產國際第四次大會，而且寫信給國內的黨員李隆郅和無名，要他們活動讓中國共產黨中央委派謝壽康為代表，對於張伯簡，趙世炎在致李隆郅信中則說：「伯簡信仰很堅，誠實又有見地，且善活動，不過不善言語就是。」
這些德國共產黨員顯然都參加了旅歐支部的。張崧年自言張伯簡介紹謝壽康入黨，意即以德國共產黨員身份參加旅歐支部。一九二二年五一節前，謝壽康、張崧年、張伯簡、周恩來、劉清揚、蕭子暲、熊雄七人還從德國「聯名」寫信給趙世炎，催促趙世炎建成少年共產黨，「促於五一前告成」。正是由於如此重視張伯簡，所以在少年共產黨第一次大會上，張伯簡雖未出席，仍能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中央開會還任命他為組織部長。
在法國，據蕭子暲回憶，少年共產黨五個成員：王若飛、趙世炎、陳延年、陳喬年、蕭子暲，經過阮愛國的介紹加入了法國共產黨。這些法國共產黨員反過來也成為中國共產黨員。
這裡產生了混亂，引起了糾紛。按照共產國際章程的規定，凡是共產黨員，無論住在哪一國家，都應當參加這個國家的共產黨的組織。如此，旅歐支部便無存在的理由（同樣，旅莫支部亦無存在的理由）。住在德國的中國共產黨都應當加入德國共產黨的組織，住在法國的中國共產黨員都應當加入法國共產黨的組織（出於同樣理由，少年共產黨或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旅歐支部也沒有存在的理由）。但理論上這樣說，事實上是做不到的。混亂、糾紛，就是從這個矛盾產生出來的。張崧年事實上反對人家先加入所在國的共產黨，然後參加旅歐支部的組織，但他理論上無法反對。他老年回憶時，就我所見而言，他絕口不提旅歐支部中這第三類的黨員。少年共產黨第二次大會（周恩來報告說是「臨時代表大會」）上，便有人提出一項議案：「以後本團團員有加入各所在國共產黨者，必須得本團執行委員會之許可。」何人提出這個議案，無法查考了。但這個議案是違反共產國際章程的。每個共產主義者有權加入共產黨。每個共產黨有權接納任何它認為合格的人為黨員，不受任何限制。這次大會討論了這個議案，但沒有通過，也沒有撤消，而是決定「交新執行委員會審議」。
這些第三類黨員並未曾辜負同志的信任（除謝壽康不久消極脫離以外）。大會批准了舊執行委員會給張伯簡的警告處分。張伯簡確實有許多缺點和錯誤，但到一九二五年末病死為止，仍是一個忠實的共產黨員。我所知道的他的一項錯誤就是告訴人說：他手裡掌握著一個秘密團體。有幾十個成員，都是很好的，現在尚未到公開出來的時候。趙世炎信以為真，因此團結他。要他參加少年共產黨，擔任組織部長的重要職務。他因事羈留德國，沒有參加第一次大會。以後，他回法國來了，李維漢以代理組織部長的身份接待他。要他交出這個秘密組織。他不肯，李維漢說：「我們的革命團體已經成立了，你還保持那個秘密組織幹甚麼？」沒有讓他做組織部長。他又去德國了，以後由德國去蘇聯。在德國，他同張崧年發生衝突；在蘇聯，他同羅覺發生衝突。二次為甚麼事情發生衝突，我當時就不知道，也不想去研究。從兩次衝突對方都是組織的「第一把手」看來，我可以設想張伯簡要爭領導權，他自命不凡，覺得「第一把手」不夠重視他。衝突結果，他都失敗了。從此以後他放棄當領導人的野心，忠實地做工作。一九二四年臨暑假時，他從莫斯科回國，恰好同尹寬一路。回國後，尹寬被派去山東作省委書記，蕭子暲被派去湖南作青年團省委書記。蔣光赤被派去上海大學當教授，張伯簡僅僅做新設立的中央宣傳部一個工作人員，管理印刷，發行及其他事務性工作。他做得很好，很令人滿意。我回國後與他同在中央宣傳部共事，他處處幫助我，絕不同別人一樣鄙視我缺乏辦事能力。一九二五年秋後，廣東國共合作準備消滅滇軍楊希閔，桂軍劉震寰，中央派他去廣東做滇軍工作。我不知道他在此戰役中有何貢獻，但戰役結束後，他肺病發作了，死於醫院，留下了結婚不久的愛人，她是上海一個女工同志。
現在要說說尹寬是怎樣由青年團員轉為黨員的。尹寬一九二三年十一月間從法國來到莫斯科已經是黨員了，每次參加旅莫支部黨員會議。他一九六○年在獄中回答訪問者時，說：少年共產黨改稱為社會主義青年團後，「另外幾個原來加入黨的，如趙世炎、周恩來、陳延年、王若飛、蕭三、我等幾個人，就成立共產黨旅歐總支部。這些黨員入黨是沒有手續的，國內黨指示在原共產主義青年團中選一些年紀較大的，政治上較為穩定的，作為黨員，和國內聯絡，報國內批准，推趙世炎作通訊員。這幾個黨員都參加了法國共產黨。」尹寬這幾句話並不可信，他這篇訪問記有好多處明顯地不符合事實。這也難怪。我們關在監獄內，不斷地有人來審問案情，絕未去想將近四十年前的舊事；忽然有一天來了一個人，不是問案情，而是問革命史料，我們一時當然不會回答得很正確。例如，這裡說的，國內黨指示把團員中一部分年紀較大政治上較成熟的人升格為黨員。——這話，別人就未曾說過，而且是不合情理的。如果這話是可信的，那麼趙世炎、周恩來二人本來都是團員，到此時才升格為黨員。這是說不過去的，但尹寬說他也加入了法國共產黨，這話蕭子暲未說，卻是可信的，即使不在同一次，也在以後幾次。尹寬也是第三類黨員。
上引尹寬的交代材料，也說到他如何變成黨員和旅歐支部的問題。他的回憶多不可信，這裡所引，不過聊備一說而已。他說：「我們的黨員都『自封』的；並且還議定，以及青年團員要昇為黨員需要經過我們的同意，報告中央核准。所謂『總支部』的領導人，就是張申府。張申府與陳獨秀原來都是北京大學教授，與周恩來也是舊相識，他的總支部『領導人』也是自封的。在法國的黨小組，我們就推定趙世炎負責同中央通信，因為他是我們青年團的書記。……取消中國少年共產黨的名稱，成立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旅歐支部和中國共產黨旅歐總支部（實際上並不存在），都是張申府通過周恩來傳來陳獨秀的信決定的。」
我們從法國出發的九個人，在柏林停留了十天，便同原在柏林的三個人一起乘火車去莫斯科了。四月初的一天，我們到了莫斯科。我由此開始了新的生活。
以上寫法國的生活，即使與尹寬無直接關係，我回憶起來也捨不得拋棄。那些事實，即使與尹寬本人無直接關係，也足以烘托那個時代，尹寬和我們就在那個時代中形成性格和思想的。
但以後，我不能那樣寫了。在莫斯科的一段生活，以及回國後長年的生活，可以寫的事實很多，如果照以前那樣寫下去，不知道要寫成多大的篇幅！我決定以後只寫與尹寬直接有關的事實。
我們第一批人春天到莫斯科，同年秋天第二批人又從法國來了。其中有尹寬，也有李慰農、汪澤楷、薛世綸、劉伯堅、李鶴齡、于履中、王人達等。據尹寬獄內答訪問者的話，此行一共十人，我忘記了另幾個是誰。他們經過柏林時分別住在德國共產黨工人黨員的家中。他們看見德國同志興高采烈，準備紗布繃帶為即將舉行的武裝起義之用。此事，廖煥星的回憶中亦有記載，說他們極受工人黨員的「熱情招待」（但廖煥星記此行人名有錯誤）。廖煥星說是十一月間事，尹寬說是十二月間事，廖說較可靠，因為他們經過柏林時德國那次革命尚未失敗。（尹寬在上引交代材料中，則說是十月，那更可靠），他們是從史特丁港上船來彼得格勒，然後由彼得格勒乘車來莫斯科的。尹寬一到莫斯科，就參加旅莫黨支部會議，可證那時他已經是黨員，我還是團員。在莫斯科，我同他的關係完全同別的同志的關係一樣。他自己也沒有突出之處。他沒有參加黨的領導圈子，也沒有參加團的領導圈子，未曾擔負任何特殊的工作，只是一個普普通通的黨員。他不是同我一班上課，而是另編一班。他沒有學俄文，或雖學而沒學好。倒不是因為當時旅莫支部有反對學俄文的空氣，他如果想學，會抵制這個空氣的。他不是從通過翻譯聽課而增長知識，他是讀法文書增長知識的。他能讀法文，也能翻譯法文，自然沒有我理解得好，翻譯得好，他未曾譯過一本法文書，但零篇文章是譯過的。一九二四年上半年，旅歐支部發起給《新青年》季刊供給稿子。我翻譯了一篇普列哈諾夫論辦證法的文章，從俄文譯的；他也翻譯了一篇論辯證法的文章，則是從法文譯的，我不記得何人所作。我們二人的譯文後來都在《新青年》季刊第三期上登載出來了。這一期不是瞿秋白編的，瞿秋白去了廣州，而是陳獨秀編的，莫斯科供給的稿子都登載了。後來瞿秋白很不滿意，曾告訴我這二篇文章為甚麼譯得那樣詰屈聱牙。稿子送回國前，旅莫支部領導人先審查一遍。第一把手羅覺以為哲學是他的專業，特別找尹寬和我談一次話，暗示我們二人都不懂得辯證法。其實，我們二人不過借翻譯來學習辯證法而已。這件事情也可以證明，尹寬和我那時不約而同地從哲學下手去研究馬克思主義。
在莫斯科東方大學期間，我和尹寬關係是很疏遠的。我想不起他還有甚麼事情可記。要而上引的交代材料中，尹寬自己記了一段他在那個時期的事情。他所記，我也未曾發現有甚麼不符合事實之處。
尹寬說：「我在莫斯科東方大學裡總共住了不到半年。列寧逝世時，我正在距莫斯科百里的一個舊地主農莊上休養一個多月，因此，今日回憶起來，沒有多少有意思的話可說。
我一到莫斯科，人們就把我看成書呆子，給我取個俄文名字：里亞薩諾夫。他是當時布爾什維克黨中著名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人們一叫里亞薩諾夫，就特別強調，含有幾分詼諧的意思。
「在東方勞動大學裡有俄共的中國支部（按：應說中共的旅莫支部），其負責人就是羅覺（即羅亦農），彭述之等。不多時，支部就指令陳延年主持一個特別的討論會，討論民族問題，參加的主要是從法國來的人，趙世炎當然也參加，會議一開始就指定我做正報告，然後由彭澤湘做副報告。……正副報告兩方面的衝突是很厲害的，其詳細內容，我已完全記不得了。可想而知，彭澤湘是主張民族統一戰線的，他認為中國民族資產階級有相當革命性，並說吳佩孚也有一些民族傾向，在一定條件下能結成反帝統一戰線，他們都經過支部從俄國共產黨方面拾得一些牙慧，我則對當時領導路線毫無所聞，只是在法國學習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時就養成了一些階級成見，對於統一戰線的說法確實是格格不相入。當時，我是很幼稚的，毫無鬥爭經驗，只知一本正經地說出自己所想的，而羅覺、彭述之等得風氣之先，已從俄國布爾什維克黨學得了一些鬥爭的經驗和方法。今日，經過十二年的教育改造，回憶起來，我才省悟到那次討論會是專為打擊我而召集的，大概因為我平時在言談中流露出一些不合領導路線的意見，被人認為有懈可擊。當晚，討論會結果，絕大多數都擁護彭澤湘的主張，而反對我的意見。主持人做了結論後還聲明：如我有不同意見，下次再開會討論。會後，我又寫了一篇意見書，申述我的意見，也不記得寫了些甚麼，只記得一次張太雷來到宿舍時，彭述之拿我的意見給他看，他拿到手，看我那歪歪斜斜的字，就以不屑一顧的態度扔在床鋪上走出去了。」
原來尹寬在莫斯科時曾去鄉下療養，又曾被人開會批鬥，我都忘記了。記得在法國小組討論加入國民黨問題，我反對加入，尹寬贊成加入；在莫斯科，我比他先到半年，討論同一問題時，我不再反對了，他倒採取反對立場，因為在法國他是領導人，在莫斯科他只是普通黨員。
一九二四年暑假前，旅莫支部派了一批人回國。當時國共正式合作，共產黨幫助孫文召開了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蘇聯政府幫助孫文創辦了黃埔軍官學校，供給金錢和槍械。國內需要一批幹部開展工作。尹寬獄內答訪問者的話，說是七月離開莫斯科的，我則記得更早一些，在暑假以前，因為蕭子暲路上寫信回來，我們尚未去鄉村度假，在學校裡收到信，互相傳觀。信內說了旅途上一些笑話。蕭子暲給尹寬取一個綽號叫做「蝦子」，形容他身高而背曲。蕭子暲和尹寬二人又嘲笑蔣光赤的「戀愛至上主義」。蔣光赤路上愛談女人，又寫愛情詩，哥哥，妹妹。尹寬給蔣光赤取個綽號叫做「馬桶蓋」，蕭子暲則叫蔣光赤做「拜×教主」。我們傳觀時大家哈哈大笑，彭述之則不笑而說蕭子暲無聊。以後在國內，大家都叫尹寬「長子」，我有時叫他「蝦子」。
我忘記了這批回國的有幾個人，上面三個人之外還有誰。他們是走那條道路回到上海的。張伯簡無疑是這批回國的。
我是第二批回國的。那時我已經是黨員了，這年春間羅覺同我談了一次話，取得我同意，介紹我入黨，旅莫黨支部開會，李大釗出席，舉行了入黨儀式：介紹人說了幾句話，我表示了態度，沒有任何宣誓，支部便討論其他日程了。暑假，我們都到鄉村避暑，住了一個時候，然後得到通知準備回國。我回國要做甚麼工作，已經在莫斯科內定了。旅莫支部發動同志寫稿給《新青年》季刊，已經寄回一批了，我提議《新青年》應當出一期「列寧號」，紀念年初逝世的偉大導師。提議被接受了，分配了應寫的稿子，又派我負責催寫。我認真履行責任，到期便去催討，那些寫稿的人看見我去，就說：「債主又來了。」彭述之看中我這個本事，以後共產國際東方部派他回國做中國共產黨中央宣傳部長，他要去佔領《新青年》，便決定叫我去做他的助手。事先我完全不知道。我們這批人大約是七月下旬離開莫斯科的，火車走了二十多天才到海參威，在那裡候船約一個月，到得上海時已是九月下旬了。我們這一批人以陳延年為隊長，我為會計，隊員記得的有：汪澤楷、薛世綸、于履中、蔡支華、周兆秋、傅大慶、李仲武、林可彝、似乎還有其他的人。內定的宣傳部長彭述之在我們動身之後好久才離開莫斯科的，但他經過滿洲里從陸路回國，比我先到上海。他已經建立了中央宣傳部，張伯簡幫助了他。我一到上海就搬進宣傳部機關居住。
王辯
到上海後，張伯簡告訴我尹寬奉派去山東做省委書記了。三個多月以後，一九二五年一月中旬，中國共產黨開第四次大會，尹寬代表山東的黨組織來上海出席，我擔任大會記錄，我們二人又見了面，而且同周恩來見了面，周恩來是以旅歐支部代表身份從廣東來出席大會的。參加大會的人當中唯有尹寬、周恩來和我三個人是從法國來的，因此關係特別密切（不錯，還有李維漢，但他老成持重，不同我們一道玩。）。周恩來住在二馬路大新街口新旅社，尹寬住在大會會場三樓，我住在宣傳部，但每日散會之後周恩來就邀我們二人到他的旅館去，請我們吃飯，飯後閑談，或在馬路上玩，夜深我們二人才回家去，或竟不回去。我們二人沒有錢，玩的錢都是周恩來出的。我們絕口不談工作，也不談正經話。我記得周恩來告訴我們二人，他已經約鄧穎超從天津來上海會面了；以後他又告訴我們鄧穎超來信說不來上海了。
尹寬沒有同我談起山東工作，我也不問他。他在大會上自然報告了山東工作；我也記錄下來，但現在我完全想不起他報告了甚麼，大會記錄也已喪失了。不過，我在中央似乎聽人說山東工作做得好。
尹寬不是中央派去山東主持工作的第一個人，最近我看了一些有關山東黨史的材料，知道從北京派去的第一個人是湖南人陳為人，他不久就走了。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中央派吳容滄化名吳慧銘去負責山東「地方會」工作，以扶輪學校教員為掩護。他是浙江人，北京大學學生，在濟南做了一年以上的工作，一九二四年一月鬧出一個笑話：持手槍去某銀行找經理，要借一千元做共產黨經費，結果被捕，判了四年十個月徒刑。此事影響極壞，「在濟南的同志幾乎逃亡殆盡」，黨的工作停頓了好幾個月。可以知道尹寬就是派去恢復山東組織的。馬保三一九五一年說：「一九二四年中央派尹寬來山東協助黨務工作，當時的書記是王燼美同志；一九二五年初根據中央指示，又選舉尹寬為書記；一九二五年八月尹寬離山東回上海」。馬保三不是親知，是從王翔千知道的。應當可信，其中說尹寬初到山東時不是省委書記大概也是可信的。《一大前後》書中收了三篇有關山東早期黨史的材料，兩篇係老黨員所寫都抹煞了尹寬姓名，惟有這篇馬保三得自王翔千的史料提到尹寬。王翔千是不會抹煞尹寬姓名的。
尹寬在法國和蘇聯學到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和革命運動經驗；他能寫文章，能演說，在蕪湖做學生運動時又有領導群眾的本領；他很注意群眾心理，研究群眾運動方法，初到法國略能閱讀法文書後便買來法國人列朋寫的《群眾心理學》，並介紹我去讀。我對於這門學問沒有興趣，讀不下去。王燼美、陳為人都曾出國，到蘇聯去，又都不久就回來了，在那裡沒有學到甚麼。尹寬則是學習了很久、很多，剛剛從國外回來的。他對內進行了思想教育，訓練的工作；對外發動了群眾的鬥爭，特別是青島日本紗廠的罷工鬥爭。一九二五年五卅運動以前，青島日本紗廠的罷工和上海日本紗廠的罷工，此起彼伏，遙相呼應。當時報紙新聞常稱為「青滬工潮」。可是，上海有多少能幹的同志做工作，山東則是尹寬一個人領導本省同志做工作。在罷工高潮中，中央派剛回國的李慰農去山東協助尹寬，尹寬派李慰農坐鎮青島。李慰農與尹寬同是蕪湖二農學生，在五四運動中跟著尹寬鬧學潮的。他跟著尹寬去法國勤工儉學，參加工學世界社，參加少年共產黨，又一路從法國來到莫斯科東方大學讀書，但比尹寬後半年多才回國。他在青島工作沒有多少時候，還在擬訂工作計劃，就被捕了。當時山東是奉系軍閥張宗昌的地盤，李慰農不久被張宗昌槍斃了。
李慰農死後，尹寬繼續領導山東工作。上海五卅慘案爆發後，山東群眾同其他各省一樣蜂起反對。自然，這是客觀革命形勢造成的，不能完全歸功於尹寬，但尹寬個人是發揮了作用。
上海革命形勢，五卅以後和五卅以前大不相同，黨的工作也不相同、我最近看見一個黨史資料，據上海區委組織部一九二五年九月二十七日的報告，五卅前上海全區黨員為295人，五卅後增加至1080人，其中包括上海以外的九個支部黨員人數，換一句話說，經過這次大運動後上海黨員人數猛增3.7倍。負責上海地方工作的莊文恭，忠實有餘而能力不足，五卅前勉強可以對付，五卅後大家都看出非換一個有本事的人不能處理上海工作了。上海這個地方確實需要像北方趙世炎，南方陳延年那樣的人來領導工作。哪裡去找那樣的人呢？中央考慮結果，決定把尹寬從山東調到上海來。當時總書記陳獨秀兼中央組織部長，最後的決定是他作出的。誰向他推荐呢？當時，一九二五年八月間，陳獨秀之外只有二個中央委員：瞿秋白和張國燾，他們不熟悉尹寬，同陳獨秀一樣。相當知道尹寬的彭述之此時還在寶隆醫院養病。無疑，中央是根據山東工作的成績作出這個決定的。
最近上海市委發表的一個史料說：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一日中央決定將中共上海地方委員會改組為中共上海區委，指定莊文恭、何量澄、顧順章、尹寬、鄭超麟、何今亮、李成等七人為上海區委正式委員，張佐臣、戴三、陳竹山三人為候補委員；上海區委由尹寬任書記；區委下設組織、宣傳、工農三個部；組織部由莊文恭、何量澄、顧順章負責，莊文恭任主任，何量澄負責召集會議，顧順章負責黨內工作，陳竹山負責書報流通處；宣傳部由尹寬、鄭超麟負責，尹寬任主任（兼），鄭超麟負責傳單和號外的出版印發工作；工農部由何今亮、李成負責，何今亮任主任並負責對內的工作，李成負責對外的工作，張佐臣負責對群眾工作，戴三任交通。」這個史料是可信的，由此可以知道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一日尹寬已經來到上海。
這個史料也列入我的名字，而且是第一次發現我參加上海地方工作的。但在這件事情上，史料的記載和我個人的回憶相差很遠。照此史料說，我是尹寬做上海區委書記時候起才參加上海工作的；照我的回憶說，則我早已參加了上海地方工作，莊文恭任書記時候，我就參加了，到尹寬任書記時候我就退出了上海工作。史料是可信的，我的回憶則不能完全否定，也不能完全肯定。我的回憶有許多自相矛盾之處。
無疑，一九二五年五卅以前我就參加了以莊文恭為首的地方委員會工作，當時地委設在閘北香山路一個弄堂內，一樓一底的房子，樓上辦公，樓下吃飯，我常在那裡吃飯。我奉莊文恭之命，代表地委去出席基層支部會議。但五卅慘案前後地委如何開會，如何布置工作，則我毫無印象。這怎麼解釋呢？大概我那時不是正式參加地委，而是幫忙的性質，中央宣傳部工作忙時可以不必去地委工作。八月間，《熱血日報》早已停刊，運動趨於低潮，我又應當去地委兼職了。地委改組為區委，尹寬代替莊文恭，我無疑被任命為區委七個委員之一的，但我沒有改變過去那種「客串」的觀念，尹寬上任不久就下台，故我以為未曾同尹寬在區委工作上合作過。但我記得，我正式脫離上海地方工作是在這年深秋靠瞿秋白說情才達到的，在尹寬和王一飛任上我還是在上海區委兼職的。
不論如何，尹寬來上海後我還是時常去看他，不僅在區委機關見面，而是到他住家的地方去。我至今還清晰記得，他從山東來上海後我第一次到他住家的地方去時，發現他的房間內有個大姑娘，矮矮的，胖胖的，大約不到二十歲，生的並不漂亮。尹寬介紹了她的姓名，「王辯同志」，但未介紹二人的關係。姑娘不說一句話，只低著頭笑。不必等待別人傳說，我已經猜准二人之間不僅是同志的關係了。
以後不久，從中央傳出了一件大事：山東同志幾乎全體鬧起來，要求中央開除尹寬黨籍，說他「拐帶」王翔千同志之女王辯逃到上海來。王翔千本人要帶刀來上海同尹寬拼老命。山東同志都支持王翔千。
這個問題提到中央面前。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主將陳獨秀不會對這種落後意識讓步。——因為我們都認為這是鄒魯禮義之邦的封建意識。——但這件事已經在山東黨內激起公憤，也不能置之不理。王翔千和山東同志看見中央沒有答應他們的要求，便自動讓步。王翔千要求尹寬和王辯正式舉行婚禮。而陳獨秀和惲代英兩人出來做證婚人。這個讓步的要求，中央也沒有答應。問題掛在那裡。最後，尹寬吐血了，他本來有肺病。結果，中央這樣處理：尹寬離職養病。由王一飛代理他的工作，王辯則去莫斯科讀書。沒有開除尹寬黨籍，沒有罷免尹寬上海區委書記之職，沒有拆散尹寬和王辯的關係，但王翔千和山東同志也只好收兵了。
我過去只知道山東有二個老同志，王燼美和鄧恩銘，他們參加了第一次黨大會；此時，我才知道山東還有第三個老同志，王翔千。王翔千比王鄧二人大得多，不是學生或初出校門的人，而是一個老先生，在濟南一家甚麼報紙當編輯，據說是清朝的秀才，從中國古代學問逐步走向革命的。最近我翻閱有關山東的早期黨史材料，看見賈迺甫回憶說：「王翔千，山東諸城人，是諸城有名的才子，詩詞歌賦都好。」又說：在山東早期活動中，「王燼美、鄧恩銘、王翔千佔主要地位。」馬馥塘回憶說：王翔千是中學的國文教師，成立社會主義青年團時也參加。那時已有三十多歲（按如此他不會是清朝秀才），自稱為「特別團員」。
如此，我們就可以明白王翔千為甚麼給女兒取名為「辯」了。在先秦，「辯」就是辯論術，就是邏輯學，我們有「墨辯」。父親希望女兒長大後不僅有學問，還要有條理，做出結論要有根據。父親特別愛女兒，把她當作掌上明珠，把她介紹到社會主義青年團來，受革命教育，參加革命工作，對她寄托了很大的希望。可是尹寬騙走了她！王翔千氣憤到了發狂的程度，這有甚麼不可以理解的呢？但王翔千和山東同志的氣憤，不能夠說與鄒魯禮義之邦的舊意識毫無關係。在這件事情上，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