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問題漫談
穆德（鄭超麟）
（一）
我們這裡所談的革命問題，歷史性的多於現實性的，理論性的多於實踐性的，而且範圍限於1949年共產黨取得政權以前，雖然如此，革命的理論仍是革命行動指導，所以即使是歷史性的探討，它對於未來革命的發展，仍有無比的現實意義。
首先，我們應當弄明白：革命以什麼為目的？
革命乃是歷史發展從較底的社會制度轉到較高的社會制度去時不能不通過的關頭，人類歷史發展是受社會生產力發展所推動的。生產力發展至一定的階段，人類社會就形成了一定的生產關係與之相應；這些生產關係之總和構成了社會經濟，在經濟基礎上又建立了政治，法筆，宗教，思想種種築物；經濟基礎和若干上層築物構成了社會制度。初時社會制度是與生產力相適應的，是能促成生產力向前發展的，可是生產力愈加向前發展，這種相適應狀態就漸漸低減，社會制度就漸漸不能促成生產力發展，反而要妨礙生產力發展了。結果社會關係成了生產力底桎梏，二者中間發生鬥爭，最後生產力衝破這個桎梏，而飛躍起來，它毀棄了舊的社會制度而創立新的社會制度。這就是革命。生產力再向前發展，新的社會制度又漸漸變舊了，漸漸變為桎梏了，那時又要來一次革命。如此類推。在人底關係上看來，則革命首先表現在社會階級底昇沉。在舊社會制度下佔支配地位的階級被推翻了，而舊時一個或數個被支配的階級起來在新社會制度下佔據支配地位。平時的階級鬥爭在革命時發展到了最高峰，到了決勝負的階段。這是公開的使用暴力的殘酷的決生死的鬥爭，然而是不可避免的。
在近代歷史上我們看見了好多次的革命，從16世紀的荷蘭獨立到不久之前的西班牙革命。但按照性質，我們可以把近代諸次革命大體區分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兩類，前者是毀棄封建的或前資本主義的社會制度而代之以資本主義的社會制度，後者則是毀棄資本主義的社會制度而代之以社會主義的社會制度，前者推送資產階級為社會主人，後者則先推送無產階級為社會主人，再漸漸廢除社會一切階級區分。
一個國家完成了上述性質的一種革命之後，有時還補充以一次或幾次較小的革命，例如法國1830年的革命和1848年的革命，這種革命並非要變更社會制度，而只要改善此社會制度，並非要推翻支配階級，而只要拿其中這個階層去代替那個階層。這樣的革命意義比較小些，往往被稱為「政治的革命」，以別於上述的「社會的革命」。
由此可見，革命乃是以根本變更社會制度為目的的。即使是政治的革命，也須是在這個國家已經成功了社會的革命之後，即根本變更了社會制度之後才有意義的。
其次，我們應當弄明白革命是誰做的事情？
革命不是若干英雄偉人底事業，而是廣大群眾底事業。革命和非革命是有明顯區別的，即在非革命之時，國家命運是操持在若干所謂政治家手裡的，他們有些稱為帝、王、首相、大臣、將軍，有些稱為總統、總理、部長、議員或大政黨領袖，總之，他們是那些自命為奉神意或民意來治理國家的人；在革命之時，則是廣大群眾直接干涉國家大事，群眾以其集體的行動把國家底最高權力直接掌握在自己手中，那時然也有政治家，也有代表群眾施行這個最高權力的人，但他們簡單奉行群眾底意志，一不稱職即能為群眾所罷免而立即有其他的代表起來代替他們的位置。所以，如果廣大群眾站在局外，僅由若干政治家從上而下施行種種改革，不論這些政治家如何賢明，改革得如何好，如何有成效，仍不能稱為革命，至少不是我們所說的革命。
上面所說的廣大群眾自然包含軍隊在內，但並非僅指軍隊而言，不論軍隊數量如何多。有組織有武裝的軍隊在長官命令之下直接干涉國家大事，是歷史上常見的事情，這些長官自稱此事為革命，他人也有稱之為革命的，但這種軍事行動若非更廣大更深刻的群眾行動一部份，與真正群眾行動相輔而行，仍不能稱為革命。所謂真正群眾行動，就是在社會生產上佔據重要地位的階級底群眾行動。
最後，我們又應當弄明白革命用的是什麼手段？
革命雖不排斥和平手段，但決不避免必要的暴力手段，雖志在建設，但決不避免破壞。和平的，不流血的，純粹建設的「革命」，是不能稱為革命的。革命本是社會發展底「突變」，是「漸變」積累到了限度而不得不飛躍的。「革命」本身就含有「暴力」「破壞」「犧牲」「流血」種種意義在內。非破壞不能建設，而在突變當中的破壞自然帶著震撼的暴力的性質。綜合以上所說，我們可以給革命一個明白的界說：
革命乃是廣大群眾以暴力的行動，直接干涉國家大事，為了破壞或改變舊的社會制度，而代之以新的社會制度。
根據這個界說，則凡為了保持舊社會制度而做的事情當然不能冒稱革命，凡非廣大群眾行動而只靠那些職業的政治家或純粹的軍隊而做的事情當然不能冒稱革命，凡排斥暴力，反對破壞，標榜和平建設而做的事情也當然不能冒稱革命。
（二）
革命底一般界說，我們知道了，但現在放在我們面前的不是一般的革命問題。而是特殊的革命問題，即中國革命問題。除此一般界說之外，中國革命還有什麼特殊問題麼？
有的，而且多得很。但我們首先要注意中國革命底一般性。
我們首先要說：嚴格說來，已沒有什麼「中國革命」了，有的僅是「世界革命發生於中國的部份」。
世界革命同世界戰爭一般，都是從20世紀初年起才發為事實而提出於人類重大議事日程之中的。20世紀以前，我們沒有世界戰爭，只有「民族的」戰爭，即若干國家之間相互的戰爭，那時還不能說「和平不可分割」的話。同樣，那時我們也沒有世界革命，只有「民族的」革命，即以一個「民族國家」為範圍的革命。為什麼到了20世紀初期忽然有世界戰爭（1914年）和世界革命（1917年）呢？因為在此以前不久，資本主義已從商業的和工業的階段進於財政的階段了，即進於它的最後階段帝國主義了。商業資本主義和工業資本主義主要是民族的，即它是以「民族國家」為其活動範圍的；這個活動範圍相當足夠，而且還能促進社會生產力底發展。財政資本主義，即帝國主義，則主要是世界的或國際的，因為它不能以「民族國家」為其活動範圍了；社會生產力比前大大發展，「民族國家」這個殼已經容納不住它，它要衝破這個框殼，它要求以整個世界做它的活動範圍。世界到了帝國主義時代，各重要部份，無論相隔如何遙遠，相互間都有密切的聯繫，幾幾乎形成了一個不能分割的整體，一件比較重大的事情都要影響世界各部份，都要成為世界的國際的：何況像戰爭和革命那麼頭等重要的事情！這就是世界戰爭和世界革命所以發生於20世紀的原因。從此以後凡戰爭和革命都或多或少帶著世界的性質了。
在帝國主義時代，世界已變成如此之小了，不僅各部份經濟、政治、文化諸方面互相糾結不能分離，而且就交通方面來說，兩對蹠點間電報電話瞬息可通，飛機來往二五天內可以達到，輪船火車可通之處也不過需要二星期上下。我們試拿這個情形同中國古時戰國時代比較來看，我們試想從燕國至楚國需要多少日子呢，從齊國至秦國又需要多少日子呢？那時各國間經濟差異和政治聯繫又是怎樣呢？但我們的祖先那時已經覺悟七國分立不能再繼續下去了，必須統一起來。這就立下中國二千多年統一基礎。但不說古代史，僅說現代史罷，西方資本主義侵入中國以前，我們試想中國政治上已是統一的了，但各部份經濟差異怎樣？從廣州到北京陸行兼舟行又需要多少日子？比起現在世界來，我們百年前的中國畢竟大得多了。可是中國，不僅現在，而且百年以前，凡有戰爭和革命、多半是全國性質，很少能限制於一省或一府範圍之內。
現在，在世界範圍之內不能有「中國革命」，正如在中國範圍之內不能有——譬如說——「安徽革命」一般。事實上，在某幾方面說來，中國各省間的聯繫還沒有世界各國間的聯繫那般密切哩。「安徽革命」，在某種情形下還是可以說的，例如辛亥那一年，我們可以說安慶，蕪湖，大通各地新軍如何反正，事前省內各志士如何準備和犧牲，事後又如何互相衝突和殘殺，等等。但那只是「中國革命發生於安徽的部份」，我們可不能提什麼「安徽革命底性質」「安徽革命底階級動力」「安徽革命底特殊前途」等等問題來討論。
「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一個部份」，——這話，說的人很多，我們也可以說這話，可是我們說時，瞭解的意義是近似於「安徽革命是中國革命一個部份」那句話底意義，亦即是「世界革命發生於中國的部份」那句話底意義。
「中國革命」首先受決定於世界革命。
「世界革命」——這個名稱本身已含有種種特殊意義了：首先，這是帝國主義時代底革命，此時「民族國家」已從進步的因素變為反動的因素，即變為生產力底桎梏了，生產力起來反抗「民族國家」疆界底束縛，要衝破這個束縛，而將整個世界統一起來。這個衝破國界的傾向是客觀的，是進步的，是不可遏阻的。革命就是要用主觀力量來幫助和促進這個傾向底發展，使之能更迅速實現出來；反革命就是要用主觀力量來遏阻甚至消滅這個傾向。凡說什麼「奧塔塞」（Autarchie），什麼「自給自足」，什麼「一國建立社會主義」，以及凡主張民族主義，奉之為最高原則的，都是這種反革命勢力，為了維持現在的生產關係以障礙生產力發展的。
其次，此時私有財產制也已經從進步的因素變為反動的因素了。私有財產制在歷史上曾起進步的作用，資本主義私產制是私有財產制底一種，當初反對封建私產制而代替其位置時候，也曾發揮它的進步的革命的作用的。可是現在不僅資本主義私產制應當推翻，任何私產制也應當推翻了，代之而起的應當是生產機關公有制，凡土地、工廠、礦山、銀行、大公司、以及一切交通機關都應當屬於社會公有，而不能操在私人手中。這個打破私產制的傾向也是客觀的、是進步的，是不可遏阻的。革命就是要用主觀力量來幫助和促進這個傾向底發展，使之能更迅速實現出來；反革命也就是要用主觀力量來遏阻甚至消滅這個傾向。
以上衝破國界和打破私產制這兩種傾向是如此之有力，以致反革命雖然佔據了上風，主觀的幫助和促進力量雖然慘遭失敗，而這兩種傾向仍然向前進行，反革命仍然不能抹煞它們，不能不想法敷衍它們。世界大戰表示什麼呢，倘若不是表示民族國家疆界已經束縛了生產力發展至如此程度，非衝破不可？現在，美國和蘇聯底鬥爭又表示什麼呢，倘若不是表示美國一國或南北美兩洲已經不夠做美國資本主義生產力活動範圍了，非要求遠東和歐洲受它支配不可？而蘇聯一國也已經不夠做「社會主義」生產力活動範圍了，非要求東歐西亞諸小國和蒙古新疆朝鮮北非受它支配不可？現在，所有諸資本主義國家紛紛宣佈將銀行及重工業收歸國有，又表示什麼呢。倘若不是表示這些生產機關繼續操在私人手裡，社會，國家便無法維持下去？現在，聯合國，世界銀行，世界航空公司，世界……等等底計劃，以及「天下一家」思想底散播，——這樣固然是美國資本主義圖謀統治全世界用的手段，但也可證明國家分立的舊世界已經不合於生產力發展需要了。
但是，要實行天下一家，必須先推翻資本主義；要將生產機關收歸國有也必須先推翻資產階級政權。推翻資本主義就是革命了，推翻了資產階級政權之後必須用無產階級專政去代替它。
所以，最後，世界革命必須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乃是新生產力底代表者，即是那在資本主義底下發展起來而為資本主義生產關係所不能容納的生產力底代表者；無產階級必須由現在的被統治的階級構成為統治的階級，然後才能打破資本主義財產制，以及一般私有財產制，而代替以公產制，即社會公有一切生產機關，然後才能打破民族國家疆界，統一全世界，實行天下一家，然後才能漸漸地消滅階級區分，以至消滅國家——這個壓迫機關——本身，而使全人類過著公產大同生活。
以上，國際主義（衝破國界），生產機關公有制（打破私產制）和無產階級專政，便是世界革命底二個特殊點，與20世紀以前歷次的革命不同的。
我們說中國革命受世界革命所決定，意思是說中國革命也是含有上述三個特殊點，或寧可說：中國革命也是要實現上述世界革命三個要求的，即中國革命必須衝破國界，必須打破私有，必須實行無產階級專政。那能不是這樣呢？難道現在全世界生產力要求衝破國家界限時候，在世界上佔如此重要地位的中國能夠把它的革命限制於「神聖不可侵犯的」國家疆界範圍內麼？能夠單獨建立一個自足的「中華人民共和平國」或「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麼？
（三）
我們這裡分析的中國革命，只關於1949年以前的中國革命，因為我們必須剖析當時的社會和階級性質，才會了解未來中國革命的本質。
我們說：中國革命受世界革命所決定。但這話並不是說，中國革命本身沒有特殊性，或中國歷史發展底特殊性對於中國革命毫無作用。恰好相反，我們比別的人更加重視這個特殊性底作用，我們對於中國革命的見解主要是從中國歷史發展底特殊性得出來的。馬克思主義哲學首先要求我們認識「一般」和「特殊」底意義及其中間的關係。舉例來說，我們要認識一個人，固然必須知道他的生平，他的家世，他的交遊，他的教育，他的生活環境等等，如有可能還須親自同他交際，但這並不妨害我們預先判斷：他總有一日要死去的，他非吃飯，穿衣，睡眠不能維持生活……等等為人類一般所共有的通性。我們也重視而且研究中國歷史發展底特殊性，但結論與別的人不同。我們研究結果認為：就中國歷史特殊的發展來說，現在也是非衝破國界，打破私產制和實行無產階級專政，沒有出路的。
這裡當然沒有位置讓我們詳細分析中國特殊的發展史，但完全不談起也是不行的。我們揀最重要的一點來說一說。
中國歷史發展有什麼特殊性，與西歐歷史發展不同的呢？——我們僅僅拿中國同西歐相比較，而不拿來同其他國家相比較，因為向來談中國特殊性的人，不多都是拿來同西歐歷史發展相比較的。此外，我們拿來比較的，又只是西歐近代史，至多中古史，而不牽涉古代史。總之，就我們現在所要討論的中國革命來說，我們注意比較的主要是：西歐以前封建社會是怎樣，這社會是怎樣發展為資本主義的，中國以前封建社會又是怎樣，又怎樣發展成為現在我們所見社會的。──那麼究竟西歐諸國歷史發展有什麼共同點，為中國歷史發展所沒有的呢？
西歐諸國，從意大利到北日耳曼，從波蘭到英吉利，自十世紀起，就先後發生了商業和手工業城市，市民依照職業組成行會，各行會選舉市長，成立「市府」（Commue），武裝起來，與當時的國王，公，侯，及一般封建地主不斷鬥爭。鬥爭有勝，有敗，但「市府」力量漸漸擴大，漸漸佔據重要位置，直至成為資產階級經濟權力和政治權力底堡壘，最後資產階級靠此堡壘推翻了封建地主權力而代為社會主人。返觀中國，則我們的歷史發展並沒有這個「市府」因素。這話並不是說：中國古時沒有城市。城市是有的，而且很大，在國家生活中佔據很重要位置。但中國大城市都是政治的和軍事的中心，大多是適應於政治的和軍事的需要而發生而興盛起來的。適應商業的和手工業的需要而發生的城市，中國也有，重要的職業也已組成了行會，但各行會尚未曾發展到能夠選舉市長，成立「市府」，自備武裝，同中央政府派來的官吏或所謂封建地主進行鬥爭。我們在二十五史和十通裡面仔細尋覓，也許能夠發現舊中國曾有工商業城市，其中行會曾經成立「市府」，實行自治，與封建政權鬥爭，而且獲得勝利了的。但即使覓到這種「市府」，在中國廣大的領域和久長的歷史中也不過滄海之一粟，九牛之一毛，決不能算為歷史發展一個重要因素的。
中國和西歐發展上這個差異點是很重要的。鴉片戰爭以前的中國社會，你說它是封建的也好，是前資本主義的也好，總要記得它與西歐封建主義社會有這一點不同，即缺乏「市府」因素。因此西歐舊社會是地主、農民和市民三個階級底相互鬥爭，而中國舊社會則只有地主和農民兩個階級相互鬥爭。地主和農民兩階級鬥爭的社會是純粹封建的農業的社會，這社會是沒有出路的，因為農民雖是封建社會中的被壓迫被剝削被支配階級，佔人口絕大多數的階級，但並不代表進步原則，並不代表一種比封建主義更高的生產力。中國農民在歷史上好多次普遍暴動起來，不靠城市階級領導和贊助，居然能夠推翻地主底全國政權，這是歐洲歷史所未曾有的。結果怎樣呢？農民曾經建立一個比封建主義更進步的社會麼？沒有！農民自己的政權曾維持一個長久的時期麼？也沒有！舊地主底某部份殘餘或從富農出身的新地主，不久就篡奪了政權，而重新建立一個依靠在剝削農民之上的封建社會。如此這般週而復始。如果沒有新因素或階級來參加中國歷史發展，恐怕再過幾千年仍是不能脫離這種走馬燈圖式的。
大家都能說：封建社會發展為資本主義社會。但封建社會是不能發展為資本主義社會的，倘若其中沒有代表更高的生產力的階級，即其中自然發生的商人和手工業主人倘若沒有組織為和自覺的一個階級，沒有團結商業僱員和手工業工人為一種社會力量，與地主和農民鼎足而立。西歐社會恰好有這樣一個市民階級，它有了幾百年的歷史，它進行了無量數次的鬥爭，不斷擴大了物質的勢力，鍛鍊和發展了精神和思想，到了十六世紀適逢美洲的發現和世界底週航，又開闢了海外市場，更增加了它的力量，最後它推翻了封建地主權力而建立一個比封建主義更高的社會。它取得了這個地位，然後才有科學的和藝術的發明，才有蒸汽機，紡織機，總之才有產業革命，使得社會生產突然飛躍起來，以至於今日的狀態。
有人要問：為什麼西歐封建社會能有一個市民階級，而中國及其他國家封建社會則沒有這個階級呢？這個問題類似於另一問題，即：為什麼英國能夠發明蒸汽機，能開始產業革命，而同時其他國家及異時代與英國一般發展工商業的國家則不能夠呢？記得拉狄克曾回答後一問題，說是出於種種機緣底巧合，帶有一種偶然的性質。但是西歐市民階級既有七八百年的歷史和鬥爭，那時在社會生活上又取得如此重要的地位，則從利用人力，獸力及其他自然力，走到利用蒸汽機，即使是出於偶然的機會，這機會也容易遇到的。西歐封建社會有如此普遍如此久長如此有力的市民階級存在和鬥爭，確是出於種種機緣底巧合，為其他國家歷史所難於遇見的。讓歷史家去解釋原因罷，我們這裡是要確定事實，而中國封建社會沒有西歐那種組織為「市府」的市民階級則是顛撲不破的事實。
西歐，地主階級和市民階級分別得很清楚。地主財富表現為土地，而市民財富表現為資本。依照封建法律，非貴族不能領有土地，而貴族地主則不屑經營工商業的。如此，地主和市民不僅是兩個不同的階級，而且是兩個不同的「等級」（les etais），即在國家法律上有不同的權利和義務。市民階級底鬥爭首先是為了要求在法律上權利和義務與貴族平等，亦即要求廢除等級制。近代民主鬥爭和議會制度，不是別的，正是市民所用的武器；共和國不是別的，正是「市府」底擴大，正是依照「市府」模型而建立的全國政治形式。中國未曾有過共和國，未曾有過民主鬥爭和議會制度，正是因為中國各城市商人和手工業主人未曾組織為有自覺的階級呀！
但他方面，中國正因為工商業主人未曾構成獨立的階級而依附於地主階級原故，所以沒有明顯的「等級」區分，工商業主人可以領有土地，而地主亦不以經營工商業為恥，以致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漸漸被那為市場而生產的商品經濟所侵蝕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漸漸佔據了優勢，土地久已可以自由賣買了，農奴制度久已廢除了，成為西歐資產階級革命對象的那些封建特權只有很少數留存下來，而留存的，與其說是出於保守的封建地主力量，寧可說是為了適應外國帝國主義和資本國資本主義底需要。中國資產階級革命對象顯然是與西歐資產階級革命對象不同的。
帝國主義侵入中國，造成了販買洋貨的商人，即所謂「買辦階級」；在它領導之下，中國工商業主人也已組織為有自覺的階級了，各城鎮商會相當於西歐底「市府」，商會會長也相當於「市長」，抗稅，罷市等行動相當於市民階級底日常鬥爭，最後辛亥革命和北伐完成也相當於資產階級掌握政權了。
根據以上所說，我們可以從中國歷史發展，與西歐不同的，歸納幾個要點如下：
一、中國有組織有自覺的資產階級歷史很短，它本質上是帝國主義底產物，與帝國主義結了不解緣。
二、反之，中國資本主義很早侵蝕了封建經濟底基礎，無須帝國主義進來，商品經濟就已在城市和鄉村佔據優勢，帝國主義更加助長這個優勢，資產階級和地主階級也結了不解緣。
三、中國過去歷史上只有農民和地主兩個階級鬥爭，沒有城市階級來領導農民鬥爭，以致社會沒有出路。
四、帝國主義侵入中國之後，中國不僅有了資產階級，而且從1927年之後，這個資產階級已經獲得政權，但是中國民族尚未曾獨立，中國土地問題尚未曾解決。
中國革命首先要解決這兩個任務：民族獨立和土地改革。但資產階級不能解決這兩個任務，因為據以上歸納的諸特殊點看來，它不能徹底反對帝國主義，也不能徹底反對地主階級，惟有無產階級能負起這個解決責任。可是在無產階級領導下，民族一經獨立，即一經從帝國主義求得解放以後，就要與其他的無產階級國家聯合而衝破原來的中國疆界了；土地一經改革，即一經剝奪地主所有權之後，也就要宣佈為公有，觀念僅能使用土地而不能視土地為私產制了；而這一切又須在無產階級專政之下才能實現的。所以無論就世界革命時代前提說，或就中國歷史發展特性說，中國革命都須實現那衝破國界，打破私產制和無產階級專政三個要求的，即都必須帶有無產階級社會主義性質。
（四）
以上的中國革命觀，即把中國革命定為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性質，——乃是托派獨有的革命觀，與其他黨派所主張的不同。其他黨派雖然各有各的革命觀，但它們中間有個共同點，即它們一致認為中國革命屬於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性質。認為這個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當然由資產階級來領導，革命後造成的當然是資本主義社會。認為與先進國歷史相反，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不能由資產階級單獨領導，須由無產階級參加領導，但革命後造成的仍是資本主義社會，或「新民主主義社會」。至於這個「新民主主義社會」將來怎樣呢？則共產黨理論家有一致的意見，認為這不過是革命底「第一階段」，將來要發展到「第二階段」，即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那時就可以造成社會主義社會。
我們先來檢討國民黨底革命觀。我們剛才說國民黨認為中國革命屬於資產階級民主性質，由資產階級來領導，為了造成資本主義社會。國民黨理論家聽到了一定會起來抗議，他們說，他們認為中國革命是屬於全民的革命，或國民革命，而不是什麼資產階級革命，國民黨是代表全體國民來領導革命的，而不是代表什麼資產階級，至於革命後，則國民黨要建立的是三民主義的中國，而不是什麼資本主義社會，因為民族主義和民權主義固然是先進國資產階級革命底要求，但民生主義即是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並非資本主義呀！
什麼叫做「全民的」呢？照馬克思主義說，自有文字的歷史以來，人類社會就分化為階級，各階級間互相鬥爭，只有階級的利益可言，而沒有什麼全民的利益可言，說到革命，則尤其只有階級的而沒有什麼全民的。中國革命也是如此。當時擺在中國面前的，首先是如何解除帝國主義對於中國經濟和政治的束縛，如何消滅過去前資本主義的社會關係，把生產力解放出來。這首先是有利於資產階級的。倘若中國革命僅限於此，則此革命是資產階級性的，而不是什麼「全民」性的。但如我們所認識的，中國革命必然要不斷發展下去，直至於推翻資本主義本身，那時革命就是無產階級性的了。所以無論在什麼情形下，我們都只有階級的革命，而沒有「全民的」革命。
國民黨自始至終不承認它代表資產階級。但這沒有什麼奇怪之處。歷史上有個資產階級政黨自認為代表資產階級利益的麼？沒有！只有無產階級政黨能夠自認代表無產階級利益；至於資產階級政黨，則古今中外都是自認為代表全體人類或全體國民利益的，都是否認代表某一特定階級利益的。在以前，資本主義上昇時代，確有資產階級政黨除了代表一階級底利益以外，兼能代表所有受封建制度壓迫剝削的階級底利益。但國民黨出現得太晚了，資本主義已經到衰落時代了，此時無產階級已經有了自覺，曉得提出自己的階級利益去對抗資產階級利益，那麼國民黨只能代表資產階級利益了。
所謂三民主義，徹頭徹尾是資本主義底要求。民族主義和民權主義不用說；民生主義即使能夠實現，充其量也不過「節制資本」和「平均地權」二項而已。僅僅節制資本而非消滅資本，僅僅平均地權而非國有土地，那麼仍舊是在資本主義範圍以內。國民黨所理想的大同社會如果仍是三民主義的，那麼它的理想就未曾超出資本主義範圍，——何況這還不是國民黨能夠實現的理想。
國民黨底革命觀，無論自己說的如何好聽，翻成馬克思主義語言之後，就只有「中國資產階級領導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以造成中國資本主義社會」這個簡單的意義了。這本是各先進國資產階級底革命觀，國民黨照抄來罷了。但除了俄國以外，各先進國都曾實現這個革命觀，至於中國，剛同俄國一樣，這個革命觀是不能實現的。
為什麼呢？
首先，因為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要得到成功，是不能由資產階級領導的。歷史上，各先進國資產階級革命都是發生於和完成於資本主義上昇時代，那時資本主義還有活力，還有前途，還有進步意義，而無產階級還沒有團結，還沒有明白的階級自覺，只能贊助資產階級去推翻封建的生產關係和發展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以便在資本主義底下積聚力量，為未來的社會主義革命之用。到了俄國就不然了。20世紀初年俄國革命，照歷史類比說，雖屬資產階級民主性質，但此時已到了帝國主義時代，即資本主義衰落時代，社會主義已經成熟了，俄國無產階級已能團結，有自覺，可以奪取和執掌政權了，資產階級遂退縮，害怕，不敢領導革命至於完成。他方面，俄國資產階級投了許多資本在土地上，反對農民佔有土地，因之寧願與地主階級聯合去壓迫土地革命，而土地革命正是俄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底中心任務，所以資產階級也不能領導革命至於完成。於是俄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底領導權遂落於無產階級肩上了。
中國革命時代處的更晚，不僅在世界戰爭以後，而且在世界革命第一潮以後，即第一個無產階級專政國家成立以後。中國無產階級也已能團結，有自覺了，1925-27年歷史就是證據。中國資產階級也退縮，害怕，不敢領導革命至於完成。他方面，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心任務，除了土地改革之外，還有民族獨立，但中國資產階級不僅投資於土地，與地主結不解緣，而且受帝國主義卵翼，仰帝國主義鼻息，與帝國主義結不解緣，不能領導革命至於完成。於是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底領導權也不能不落於無產階級肩上了。
其次，因為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只能在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之中順帶完成。
最後，因為中國革命後再不能建立資本主義，只能同世界革命合流以建立社會主義了。
但這兩個問題，不僅關涉於國民黨革命觀批評，而且關涉於共產黨革命觀批評，我們留待下面再說。
總之，姑假定國民黨是要革命的，是要把中國改造為資本主義強國如美，英，及戰前德，法，意，日諸國一樣的，但當世界資本主義發展已經到了這個地步，不容許中國實現這種革命了。實際上，國民黨再也不想到什麼革命問題對外，它只想如何讓中國適應於美國財政資本之需要；對內，它只想如何保持現存的土地制度；如何繼續一黨專政，如何剝奪人民所有的基本的權利和自由。它已經變為革命底對象了。
（五）
共產黨在理論上借毛澤東底筆明白寫出：中國革命必須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革命是屬於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性質，這個階段底完成，「中國資產階級如能盡此責任，那是誰也不能不佩服它的，而如果不能，這個責任主要的就不得不落在無產階級肩上了」（《新民主主義論》），至於完成以後，則「決不是也不能建立中國資產階級專政的資本主義社會，而是要建立中國各個革命階級聯合專政的新民主主義社會。」（同上）
以上徵引的兩段話，需要加以說明。共產黨，或至少毛澤東一派，對於中國革命領導權問題，不敢同托派一樣堅決斷定：屬於無產階級。毛澤東還認為資產階級有領導可能：「如能盡此責任」。資產階級既然兼有革命性和妥協性，則理論上，在未來「各個革命階級聯合專政」之中，也是能佔據一個位置的。實踐上，則共產黨要求參加國民黨政府，服從國民黨領袖，信奉國民黨主義，簡直是承應資產階級底革命領導權。但我們僅僅指出這一，關於領導權問題，上面已經說夠了，不必再討論下去。至於革命後的社會，則既然不是社會主義，就是資本主義了。以後我們還要分析所謂「新民主主義」其實就是資本主義，或「新資本主義」，如某些共產黨員所坦然承認的。
首先我們要反駁的是共產黨底「兩段革命論」。毛澤東在上引書中有一專章替這個理論辯護而反對所謂「一次革命論」。他認為「一次革命論」有「惡意的」和「無惡意的」兩種，前者是國民黨中人，他們認為「什麼革命都包含在三民主義裡面了。」我們上面已經說過三民主義並不超出資本主義範圍，並不包含社會主義革命在內。此外，毛澤東這裡反駁國民黨中人的話，自有國民黨中人去答覆，我們對此沒有興趣。反之，他反對「無惡意的一次革命論」的話，則值得抄在下面的：
「但是還有另外一些人們，他們似乎並無惡意，也迷惑於所謂「一次革命論」，迷惑於「舉政治革命與社會革命畢其功於一役」的純主觀的想頭，而不知革命有階段之分，只能由一個革命到另一個革命，無所謂「畢其功於一役」。這種觀點混淆革命的步驟，降低對於當前任務的努力，也是很有害的。如果說，兩個革命階段中第一個為第二個準備條件，而兩個階段必須啣接，不容橫插資產階級專政的階段，這是正確的，這是馬克思主義的革命發展論。如果說，民主革命沒有自己的一定任務，沒有自己的一定時間，而可以把只能在另一個時間去完成的另一任務，例如社會主義的任務，合併在民主主義任務上面去完成，這個叫做「畢其功於一役」，那就是空想，而為真正的革命者所不取的。」
我們不知道，所謂「無惡意的一次革命論」者，究竟指的是什麼人？他們所謂「舉政治革命與社會革命畢其功於一役」，究竟是怎樣說的？托派也是反對「兩段革命論」的，但托派不是主張「一次革命論」，而是主張「不斷革命論」。「不斷革命論」應用到中國具體條件，就是說：中國革命無論怎樣開始的，若非不斷發展至於社會主義革命成功，便不能完成。在這革命不斷發展過程當中，不僅「不容橫插資產階級專政的階段」而且不容橫插所謂「各個革命階級聯合專政的新民主主義的階段」。中國未曾完成的資產階級民主任務，是不能單獨在一定時間預先完成的，而必須與另一任務，即社會主義任務，合併完成。換一句話說，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任務，只能在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過程中順帶地完成。
為什麼革命非分為兩個階段不可呢？為什麼只能由一個革命到另一個革命呢？毛澤東沒有向我們解釋，他僅僅提出來作為無需證明的命題。事實上，同另一命題：資產階級革命必歸資產階級領導——一般，這個命也不是超歷史的法則，而是受歷史所決定的，即是說：在一定歷史條件之下是真的，在其他歷史條件之下則不是真的，在俄國十月革命以後，在當時的中國條件之下則決不是真的。20世紀以前，資產階級革命當然是歸資產階級領導。孟什維克派把這個事實當作超歷史的法則，因此主張俄國革命應歸資產階級領導，因此將無產階級奪來的政權送給資產階級，若是沒有布爾什維克派出來主張俄國革命應歸無產階級領導，恐怕1917年就沒有成功希望了。與此同樣，以前的革命確是非分為兩個階段不可的，確是只能由一個革命到另一個革命的，可是從1917年俄國革命起，情形就變了。試拿這個革命來說，它曾明顯分為兩個階段麼？沒有。它是先完成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再進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麼？不是。
1917年俄國革命經過是這樣的：二月，無產階級和兵士暴動起來，推翻帝制，把政權交付於自由派資產階級手裡；鄉村農民響應城市運動，起來與地主階級鬥爭；但從二月至十月，土地問題並沒有解決，其他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任務也未曾解決；這八個月中，革命深入和擴大，資產階級政權在不斷動盪之中，政治，經濟，社會各方面都無一刻穩定；十月，無產階級奪得政權，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在城市從工人監督生產迅速發展為沒收資本家一切產業，在鄉村從農民全體反地主的鬥爭迅速發展為貧農反富農的鬥爭，結果解決了土地問題。如果僅從政權推移一點來決定革命性質，那麼1917年革命是分為兩個階段，確是資產階級取得政權以經過八個月無產階級才取得政權。但一般說來，革命性質不是用政權推移來決定的，而是用任務解決來決定的，共產黨一向是如此決定革命性質，那麼我們可以看出：俄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並非完成於十月以前，而是完成於十月以後，即已經建立了無產階級專政之後，而此革命（主要土地問題），即使不是完成於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生產機關公有制）以後，至少也是同時完成的。如此一來，革命就不可分為兩個階段了，就不是由一個革命到另一個革命了，而是互相糾纏，互相依賴的。總之，這個不斷的革命過程之中不能橫插以什麼「相當長的」「新民主主義」階段。
俄國革命如此，中國革命更可知了。以政權推移來說，中國資產階級至遲於北伐成功之後，就完全掌握政權了；以任務解決來說，則民族獨立和土地革命不僅不能由資產階級來解決，而且不能由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範圍內來解決。無產階級要解決這些任務，不僅必須建立無產階級專政（或無產階級領導貧農的專政，二者是同樣意思），而且必須同時，甚至更早些，剝奪中外資產階級財產權，宣佈土地公有制，與其他無產階級國家聯合等等。總而言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任務，只能在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過程中順帶地完成。不是由一個革命至另一個革命，而是兩個革命互相糾纏，互相依賴，至於不能分離。這中間是沒有什麼新民主主義階段可言的。
需要說得更明白些麼？那麼我們試仔細考察中國民族獨立和土地革命這兩個所謂主要的資產階級民主任務。
我們所謂民族獨立，並非形式上獨立之意，並非如中日戰爭之後，或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被列為世界五強之一或四強之一之意，亦非脫離日本壓迫而獨立隨即成為美國附庸之意。真正的民族獨立乃是脫離全世界帝國主義束縛之意。但是中國不比其他的殖民地，中國乃是整個帝國主義制度底安全活瓣，其他殖民地獨立了，帝國主義制度還能存在，中國獨立了，帝國主義制度就要受致命傷，非出全力壓迫不可。如此龐大的任務，不僅資產階級不能擔負，中國一國無產階級也難於擔負的，必須依靠世界革命力量，使中國革命本身帶著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性質，以此加入世界革命為其一部份。
我們所謂土地革命，也非同先進國一樣僅僅反對封建地主之意。中國資產階級與地主階級結了不解緣，不僅不會援助農民反對地主，而且要援助地主反對農民。土地革命就是反對資產階級本身，此革命發展必須至於鄉村貧農佔用富農土地和城市工人剝奪資本家工廠時候，才能成功。可是這個歷史上屬於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任務，也必須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才能完成的。
反駁了「兩段革命論」之後，共產黨革命觀其他諸點就容易批評了。
共產黨幻想資產階級能領導或參加領導中國革命，——這是錯誤的。
共產黨把中國革命定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性質，——這是錯誤的。
共產黨認為中國革命之後須經過相當長的新民主主義階段，才能實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這也是錯誤的。
我們就理論上談中國革命問題，已經很充分了，但是1949年中國共產黨不是奪取了政權，使革命獲得勝利麼，如何解釋錯誤的革命觀點竟能取得革命勝利，這問題我們將繼續談下去。
（原載《新旗》雜誌第1至第4期，作者後來作了修改、補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