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突破禁區才能深入開展陳研工作

何偉

　　陳獨秀研究可以分開為前期和後期兩個部分來研究。一般可以1927年“八七會議”為分界線。目前來說，隨著共產國際“絶密資料”的解密，陳獨秀前期研究應該說已有定論，陳氏當時不過具體執行了共產國際指示而致革命失敗，陳氏最多只能負“執行者”責任，而不該是共產國際的替罪羊。至於用甚麼“外因通過內因而起作用”的說法來加罪於陳氏，也是站不住腳的。

現在問題在於後期研究。這就觸及黨史研究中的最大禁區──中國托派問題。誰人敢碰？！

可是不解決中國托派問題要為陳獨秀正名確實難乎其難。於是有心人只好勉為其難，由此著手。

國際早已為托洛茨基派平了反，承認“托派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一個派別”。（請參看今年二月號《百年潮》高放教授長文）

可是中國托派呢？雖然早在1994年唐寶林先生根據當時能收集到的資料寫成《中國托派史》在台灣出版，但此書用的是傳統觀點，結論當然說中國托派是“托陳取消派”，是反革命。此書當年曾受到鄭超麟、王凡西等老人和一些同志的批評。唐先生對此書也不滿意，並準備改寫，可是因為騰不出時間，只好擱置下來了。

我倒有個想法，寫現代史可否來個“笨辦法”，先弄清事實真相再來著手動筆。中國托派只存在了26年（1927-1952）。就說共產國際也不過存在了35年（1919-1943）。可否根據現時還能收集到的資料（書籍、報紙、雜誌、小冊子、文件、私人函件……）先輯成《中國托派大事記》和《共產國際大事記》兩本資料集。那時再來著手寫書，不更容易得多麼！

陳獨秀後期這15年正好以5年一期分為三段。頭一個五年（1927.8-1932.10）陳獨秀參加黨內左派反對派，並組建中國托派新黨。中間這五年（1932.10-1937.8）陳獨秀被國民黨逮捕投進南京監獄。最後這五年（1937.8-1942.5）陳獨秀出獄後經武漢、重慶定居江津直至病逝。在這是否該弄清：一、陳獨秀是否直至病逝一直都堅持托洛茨基主義立場；二、陳獨秀只參加了中國托派新黨組建工作並很快便被國民黨逮捕入獄，1937年8月出獄後，1942年5月病逝，其後中國托派還存在了10年。這10年托派的作為與陳獨秀又有何干？當然中國托派的是非功過還得由寫史人根據具體事實來寫。不過這裡還得提醒一下，不管過去某些頭頭從功利主義出發對陳獨秀作過甚麼評價都不必去管它。“秉筆直書”才是中國史家的傳統美德。如果能根據確切資料，理清中國托派的是非功過，盡快寫出一部翔實可靠的《中國托派簡史》，那麼陳獨秀研究後期問題不也“迎刃而解”了！

以上只是我個人一些想法，現寫出來供大家探討。總之把陳獨秀研究工作如何搞得更好還得大家努力。

成都　何偉

2003年8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