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洛茨基在《斯大林與中國革命》中說些甚麼？
黃公演
在今年的陳獨秀研究會第5、6合刊《簡報》上，已經發表了郭立田的論文：《陳獨秀的錯誤是「左傾」，不是右傾──大革命的「失敗」與陳獨秀的「錯誤」》。我就該文的第四節：「托洛茨基是甚麼東西」？談談我的看法。
首先應該指出，「甚麼東西」是罵人的話。由這點來看，郭立田對於撰寫「論文」，態度極不嚴肅，並暴露了作者自己的道德品質。托氏對中國1925-27年大革命中的主張，如果郭立田認為是錯誤的，應該實事求是地以理服人，不應謾罵，不應亂扣帽子，更不能歪曲、斷章取義。郭立田更不應該以自己的想像，任意演繹，強加在托氏身上。
對於這樣的所謂「論文」，本來可以不理不睬，但是為了研究歷史的真實，我還是要說幾句。郭立田說：「在中國革命問題上，他（指托氏—筆者）一直持『極左』的觀點。當列寧在世時，蘇共中央的對華政策是『建立在反帝鬥爭的原則基礎上的』，因此決定『全力支持國民黨』。這時的托洛茨基表現出支持孫中山和國民黨的極大熱情」。依照郭的說法：支持孫中山和國民黨是完全正確的，不左也不右。既然托氏有過「支持孫中山和國民黨的極大熱情」為甚麼郭說托氏對中國革命「一直持極左的觀點」。郭前言不對後語，自相矛盾，邏輯混亂。
郭立思說：「托洛茨基在簽訂布列斯特條約問題上的立場是盡人皆知的，他當時說：『為了我們的生存，為了我們革命的榮譽，我們將戰爭到最後一滴血』，『我們推翻沙皇和資產階級不是為了跪倒在德皇面前』」。郭接著演繹說：「托洛茨基在中國革命問題上的立場，也是想讓中國共產黨人『戰鬥到最後一滴血，』這就是托洛茨基的嘴臉」。
且慢去論說郭立田的「嘴臉」是怎麼樣的？只要我們弄清托洛茨基對「布列斯特和約」態度觀點是怎樣的，就可以給以結論。
郭並沒有明確告訴讀者，托氏對布列斯特和約當時到底是甚麼樣的態度，他只是以「盡人皆知」來回避問題。他大概以托氏在蘇維埃中央執委會彼得格勒蘇維埃和彼得格勒市政會與工會領導人的聯席會議上的發言中兩句話，證明托氏當時的立場是「繼續戰爭」並且是「戰到最後一滴血」。
如果是這樣，郭立田錯了，大錯而特錯。
對德和約問題，當時布爾什維克黨內，有不同意見，列寧主張接受條件立即訂立和約；布哈林一派的意見是以「革命戰爭」反對霍亨索倫王朝和哈斯堡王朝，即「繼續戰爭」；托洛茨基則主張「不戰不和」。中央委員會在外省第三次蘇維埃代表大會的布爾什維克代表面前進行辯論。表決結果，擁護進行「革命戰爭」的取得勝利，得了32票，列寧得了15票，托洛茨基得了16票。最後還是托洛茨基放棄了自己的意見，投了同意列寧的票，使列寧的主張得以通過（《武裝的先知423頁》）
為甚麼托氏主張「不戰不和」呢？他在《自傳》中有過解釋：「我於1918年3月在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上相當清楚而充分地描述了自己的立場，我說：『如果我們真的要求得到最好的和約條件，那在11月就該同意簽署和約』。但是沒有人（除季諾維也夫外）表示贊同。我們都主張進行宣傳，寄希望於德國、奧匈帝國和全歐洲的工人階級革命化……我們如不簽署和約，就會冒失掉雷瓦士（是愛沙尼亞首府塔林的舊稱）和其他領土的危險。但簽得過早，又會冒失掉全世界無產階級或其他大部份人的同情的危險」。（《托自傳》339頁）
總之，列寧、托洛茨基和布哈林，雖然在和約問題上，各有自己的主張，但是總的前提是一致的：都考慮歐洲的無產階級的革命。
現在再來談談「戰到最後一滴血」和「我們推翻沙皇和資產階級不是為了跪倒在德皇面前」這兩句話，是在甚麼情況下說的，而且探討一下，郭立田是否應該在上面大做文章。
1917年12月8日，即布勒斯特—里托夫斯克和平談判實際開始的前一天，托氏在上面我提到過的會議上發言，《先知三部曲》的作者多伊徹稱贊為「一篇值得注意的演說，不僅因為修辭優美和激昂的革命人道主義精神，而且還因為這篇演說回蕩著他自己的思想探索。」
「托洛茨基說:『……休戰使敵對暫時停一段時間。槍炮聲已經沉寂，每個人都在焦急地等待著傾聽蘇維埃政府用甚麼聲音同霍亨索倫王朝及哈布斯堡王朝的人們談判。……對此你們一定要支持我們，只有那時，我們鬥爭的真正意義才會深入到德奧人民的良知中去。』」
「他突然地說：『如果德國工人階級的呼聲並不能發揮強有力的決定影響……就不可能有和平。』接著他又說出第二種想法：『但如果事件證明我們錯了，如果這樣的沉靜氣氛還要在歐洲長期地籠罩下去，如果這種沉寂將使德國皇帝有進攻我們的時機，並提出有損我國革命尊嚴的條件，那時，我們不知道──由於戰爭和國內的災變所引起的經濟崩潰與普通的混亂──我們是否能繼續進行戰爭。……』」「便突然改口高聲說：『是的，我們能繼續戰爭。』」這句話激起暴風雨般的掌聲。因為受到聽眾響應的鼓勵，他補充說：「為了我們的生存，為了我們革命的榮譽，我們將戰鬥到最後一滴血。」在原報告的記錄上，這段話之後記有「又爆發出一陣熱烈的掌聲。」
「托洛茨基繼續說：『厭倦了的人和衰老的人會靠邊站……而我們會建立一支由士兵與赤衛隊組成的富有革命積極性的強大軍隊，……我們推翻沙皇和資產階級不是爲了跪倒在德皇面前。』」（《武裝的先知》394-396頁）
我不厭其煩地摘錄這麼多的文字，為了徹底澄清郭對托氏演說詞的歪曲，通讀了托氏的演說詞以後，就可以明白郭的斷章取義的手法就不那麼光彩了。他也沒有理由將這兩句話，同中國革命問題聯系起來。
在中國革命中，托氏從來沒有主張中國共產黨人要戰鬥到最後一滴血。當斯大林還認為中國革命處在高潮而要求中國共產黨人到處起來盲動的時候，只有托氏嚴肅指出：革命已處在退潮中，中共要改變鬥爭策略，要保存和保護革命力量。
上面我所談的問題，還是一些枝節問題。更嚴重的是郭立田認為托洛茨基在《斯大林與中國革命》這篇文章中，到處在「胡說八道」。現在我們有必要來看看，托氏在該文中到底是怎樣的「胡說八道」。
《斯大林與中國革命》寫於1930年8月，是托氏對中國1925-27年大革命失敗的總結，也是對斯大林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政策的批判。「我們要藉助於斯大林及其親近助手們的文章和演說，藉助於他所授意的共產國際的許多決議，來重描一下中國革命中幾個重要階段。」（《中國革命問題》196頁春燕出版社出版）
文章一開始，托氏論述國民黨與「四階級聯盟」問題。
托洛茨基說：「斯大林對中國革命的政策，是建築在四個階級聯盟之上的，」「孟什維克柏林機關報對此種政策贊揚」。托氏以1927年1月5日廣州政府頒布的新的罷工法，說明中國工人階級在四個階級聯盟政策中的地位，這個新罷工法，「禁止逮捕商人和企業家；禁止沒收他們的商品：建立強迫的仲裁委員會，制裁勞資衝突……」
以往的歷史教科書中，對「三．二０」事件的處理，都歸罪於陳獨秀，說因他的「右傾」，對蔣介石採取退讓政策。近幾年對陳獨秀研究中，學術界幾乎是一致的見解：「三．二０」的退讓處理，不能歸罪於陳。當時是蘇共中央委員、斯大林在中國的代理人之一的布勃諾夫處理的。上海的陳獨秀當時還不知道真相。
1930年的托氏，在《斯大林與中國革命》一文中，寫下了與現在學者們一致的結論：「布勃諾夫旅行到廣州的時候，在與蔣介石的三月二十日事變同時，布勃諾夫作了甚麼呢？他教中國共產黨順從，並且要保持安靜」
關於「四．一二」政變，托氏在該文中，有更詳盡的精彩的論述，托氏說：「遲至四月五日，斯大林在圓柱廳裡演說，還堅持共產黨保留在蔣介石的黨內，而他還否認他的同盟者有叛變的危險，他說：『有鮑羅廷在那裡警衛著』。然而蔣介石的屠殺正發生在他演說後的一星期」。
托洛茨基說：「……即使那時的情勢，還是有救的，上海工人取得了政權，他們的一部分已武裝起來，而且還有一切的可能，更廣大地武裝起來，同時蔣介石軍隊……其中有一部分，甚至高級軍官，也傾向於工人方面，……因為斯大林從莫斯科下了他的堅決訓令，不僅不要抵抗那同盟者蔣介石，而且相反的你們要向他（指蔣介石──引者）表示忠誠。怎樣表示呢？睡下來並且裝死。」
托氏這個說法，同現在學者研究後的結論，也相一致。
上海工人遭受大屠殺，「因為它究竟不是中國共產黨的問題，而是蘇聯共產黨政治局的問題啊！」這是托洛茨基對上海蔣介石政變，工人慘遭屠殺，應該由誰來承擔責任的結論。
蔣介石「四．一二」上海政變後，斯大林說些甚麼呢？斯大林說：「蔣介石的政變，表示南方將有兩個營壘，兩個政府，兩個軍隊，兩個中心，一個革命的中心在武漢，一個反革命的中心在南京……」。
斯大林又說：「這表示武漢革命的國民黨，領導堅決的鬥爭，反對軍閥和帝國主義，它將實際上轉變為革命的工農民主專政的機關。」
「因此，在現階段上，在國民黨內部左派份子與共產黨員的密切聯合的政策，具有特殊的力量與特殊的意義。……沒有這樣的聯合，革命的勝利是不可能。」（斯大林《中國革命問題》125-127）
斯大林真的如輸紅了眼的賭徒，又將所有的賭注壓在武漢汪精衛身上。
托洛茨基在文中評論說：
「沒有與反革命的匪徒們──『左派』國民黨的聯合，『竟說革命的勝利是不可能的』！這就是斯大林一步一步地──在廣州，在上海，在武漢──保證勝利的方法。」這樣的評論是多麼的公允！
在武漢時期，為了「鞏固」同「左派」國民黨聯盟，斯大林共產國際竟把一切工會，一切農民協會及其他革命組織，附屬於國民黨，不得到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的准許，不作獨立行動；自動解除漢口工人糾察隊的武裝，在武漢國民黨政府的領土以內，實際上摧毀了一切農民協會。這些事實，在《斯大林與中國革命》一文中有詳細的揭露。
現在再來說說「蘇維埃」問題。
革命處在嚴重危機的時刻，斯大林還是反對建立工農兵代表蘇維埃。他說：「誰在現在要求在武漢區域，即刻建立工人代表蘇維埃，那就企圖跳過（！）中國革命之國民黨階段，也就是冒險地把中國革命放在一個極困難的地位」。
對於斯大林這些論調，托氏說：「在這樣的形勢下，斯大林沒有想到，在武漢政府和反革命的資產階級沒有加強他們的地位以前，可以經過蘇維埃，加強工人和農民的地位」。
托氏在中國1925-27年大革命中提出組織蘇維埃，當然是正確的，蘇維埃不一定要與社會主義革命聯系在一起，1905年俄羅斯的革命中，也已產生了蘇維埃。但是托氏沒有在革命一開始，就提出「一切政權歸蘇維埃」。郭立田的說法是種捏造和歪曲，同時除了證明他自己無知外，別的甚麼也沒有。托洛茨基是經過多次革命鬥爭的革命家，富有鬥爭經驗，他怎麼會如郭立田那樣，連一些基本的革命策略都不懂。
上面的文字，已經足夠說明托氏在《斯大林與中國革命》一文中，並沒有胡說八道。
托氏還在該文中，告訴人們：第一次挑出陳獨秀的責任問題，是蘇共第十五次大會第十六次會議上其塔羅夫（斯大林派）演說（1927年12月11日）。托氏說：「直到那時為止，斯大林在任何一點上，都是擁護陳獨秀以反對反對派的，因為他會單純地執行了他們的訓令。但是就在那時候，事情已經很明顯，陳獨秀同志已將不願意作為緘默的代罪人，他要公開地討論上海事變的原因。共產國際後來放縱它的一切鷹犬出來向他吠咬，並不是因為他對革命犯了致命的錯誤，而是因為他不願意欺騙工人，不願意作斯大林的掩飾品。」
郭立田不去譴責一直要中國共產黨人、工農群眾在「國共合作」的幌子下讓人殺戮，讓人宰割而流盡最後一滴血的政策──斯大林主義的政策，反而去批評托氏革命的正確的主張，真讓人無法理解。這也許就是郭的「新視角」、「新的歷史主義」觀點在做怪吧？
2003年8月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