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往昔的思索
陳鐵健
一、
新世紀已經來臨。抒發迎接新世紀的毫言壯語，此其時也，作為歷史癖，我更想在送別從前時，多一些回眸，儘管回顧往事，不免有些苦澀。過去的百年，從動盪走向進步。人們在高歌輝煌燦爛之時，切勿忘記曲折失誤，因為歷史明白昭示我們有很多失誤；在津津樂道于歷史進步之時，切勿忘記冷靜地總結歷史教訓，因為事實證明許多慘痛的教訓已被人為地談化了。
今年四月，史學界同行十余人，會聚于北京小湯山中直苗圃的一處靜園，討論中共黨史修訂稿。會中，議及五四時期的“問題與主義”之爭。議者幾乎一致認為：這場爭論，既有政治色彩，也有學理之辯，而以學術為主，政治次之，不必看得過於嚴重。論爭雙方都以平靜的心態，溫和的語氣，發表各自見解，絲毫沒有劍拔弩張，強加於人的意思。事過數年，瞿秋白著文批評胡適的實驗主義哲學，同樣是文字不含辛辣，詞氣不帶刻薄，好話好說。文中點到“問題與主義”之爭，點到胡適，其態度依然友善平和。胡適是自由主義者，一向主張思想言論和批評自由。早在五四前夕，與陳獨秀共倡文學革命時，胡適就明白宣告：“吾輩已張革命之旗，雖不能退縮，然亦決不敢以吾輩所主張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1）胡適對待瞿秋白的批評，大抵也有此雅量。“問題與主義”之爭發生後，在“好人政府”宣言《我們的政治主張》起草和發表過程中。李大釗和胡適依舊有良好的合作關係。胡適倚重李大釗的支持，李大釗也把胡適視為及對軍閥專制的政治盟友。無論是歡迎蘇俄代表越飛，還是對吳佩學做爭取工作，他們都是連袂而行。陳獨秀與胡適之間友誼又勝過李胡。1921年10月、1922年8月，陳獨秀兩度在上海法租界被捕，胡適都出面營救，使陳得以獲釋。其時，胡陳在聯者自治問題上產生分歧，互有駁辯，胡並公開著文秕評中共綱領。但兩人交誼不衰，胡籌辦《努力》週報，陳允為義務撰稿。蔡和森，瞿秋白等中共黨人的著作，多由陳獨秀轉托胡適，薦請商務印書館等出版。
顯然，“問題與主義”之爭，在雙方當事人頭腦中其政治色彩是淡而雙淡的。至於多年之後，胡適回顧這場論爭時的過激之辭，或者新中國建立初期大陸學者奉命在批胡之舉中的嚴苛之筆，已是國內外鬥爭深化時的超乎理智的反映了，不是以成為評論當年“問題與主義”之爭的依據。幾百萬字的批胡文章，越批越左，否定一切，甚至施以人身攻擊。當時，遠在美國的胡適自稱篇篇都看，而且喜形於色。他不無調侃地說：這些謾駡的文字，也同時使我感覺到愉快興奮。“幾乎就在同時，毛澤東也說：”批判嘛，總沒有什麼好話。說實話，新文化運動他是有功勞的，不能一筆抹煞，應當實事求是。“（2）毛似乎看到了批胡運動的失當。然而，事情並未就此止步，以致又有批這批那的運動的此伏彼起，接連不斷，終至走向“文化大革命”的災難。多麼嚴重的教訓。
二、
史學的第一標準是真實，是信史；史家的第一品格是無所禁忌，秉筆直書；史家筆下的史學著作，應是民族命運艱辛曲折發展道路的寫照，是喚起民族記憶，喚起民族理性思致、擺脫愚昧屈辱，走向現代化的助力，而不為黨派鬥爭的格局所囿史學作為文化中的一員，只有做到真實可信，才有其存在的價值。
有人告誡史家，對於歷史的曲折陰暗要“隱惡揚善，筆下留情”其意是說史有不寫，世人便不知道。其實，走過從前的人們，人人心中都有一本帳，他們基於對歷史的體驗和感悟，有資格評判史學的真偽得失。史學著作應“顯善昭惡”，使罪惡及其製造者無所遁其形。“隱惡”論者，無異於讓人喪失歷史的記憶，剝奪人們的理性思？能力；無異於？炎黃子孫出慘痛代價所換取的歷史教訓掩沒在謊言之中。以愚蠢為聰明，自欺欺人，“隱惡”論者實在可哀。
一些號稱篤們“無所畏懼”的唯物主義者，一向標榜實事求是並用以開導別人的人，他們自己卻往往並不自信。
自信從哪里來？自信來自自我反省，也就是來自自責。一個民族如此，一個人也如此。耿雲志在他主編的《胡適評傳》一書中的這一高論，我非常欣賞。當然，這高論首先是屬於胡適的。
胡適說過，真誠的反省自然發生真誠的愧恥，真誠的愧恥能夠引起向上的努力，然後可以形成新的信心。（3）中日兩國在19世紀中葉同樣遭受西方列強侵略，但一個早早醒悟，一個遲遲昏睡，長期形成巨大反差。胡適說：帝國主義的侵略壓不住日本的發憤自強“。因為日本人曾經及時猛醒，及時省視自己的不足，進而奮起圖強。（4）一個落後而敢於自責的民族，才有可能自信，才有可能奮起，才有可能走向富強。日本後來變了，變成侵略別國而又不肯自責的民族，鑄成了歷史的錯誤。
同理，凡是有學問有教養有道德有理性的學者，必定堅信自己的事業，堅信自己的學術見解有益於國家，有益於民族，有益於社會。他們順應歷史潮流，與時代俱進，不斷學習，不斷進取。他們會以冷靜慎重的態度而及時以簡單粗暴的態度對待來自不同學派和社會輿論的挑戰；他們會心平氣和，大度以對，揭穿和批評各種盲目誇誕的欺飾之談。一旦發現自己的觀點存在偏頗，他們也會虛懷若谷，尊重並接受別人的指正，而不會強辭奪理，反誣和打擊批評者。真正懷抱真理的學者，從不回避論辯的經驗；只有對自己的事業缺乏信心的人，才懼怕挑戰和批評。他們時時刻刻感到危機四伏生怕別人的批評會動搖自己的事業，地位和信仰，不容別人稍存疑義，更不能容忍別人揭短和指正。他們迷信過去，抱殘守缺。驕狂自大而又頗不自安，以致以心理失衡，一觸即跳，或則以勢壓人，或則匿名栽贓，或則尋隙報復，或則上下蒙混，如此等等，不一而足。這些小聰明小動作，早已與學者惟真理是從的宗旨背道而馳了。勿寧說：他們是真理的遏制者，甚或是扼殺者。
目前，陳獨秀研究，在眾多研究者和支持者的努力推動下，已經取得令人矚目的成績，但距離高水準的學術目標尚遠。在這種情況下，研究者就更應該劄實、謹慎、虛心、寬容。力求做到：深入地發掘史料，拓寬研究領域，刻苦地進行研究，冷靜地參加論爭，虛心地對待批評特別是反對者的批評，戒驕戒燥，不事張揚，使自己立於不敗之地。只有如此，才能把陳獨秀研究引向深入，取得值得稱道的成就，得到更多的支持者。
近年，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做了一件大可稱讚的好事，就是翻譯出版《共產國際、聯共（布）和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目前已經公開出版到1927年。其中涉及大革命時期陳獨秀、瞿秋白史事甚多，提示了不少往昔這段歷史的迷底。陳、瞿在此期間一些似明若暗頗有爭議的問題，大體可以廓請。隨著這批珍貴檔案史料的進一步公佈（現在叢書所輯只是其中一部分）中共黨史研究中的若干問題研究可望重新加以審視。拙著《瞿秋白傳》寫於十五年前，其中對瞿秋白在大革命後期在農民運動的土地問題上的理論主張，譽之過甚。瞿氏當時主持中共中央宣傳工作，對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一文總體評價過高，而未能指出“矯枉必須過正”方針的失誤。以致瞿秋白取代陳獨秀主持中共中央工作期間，按照共產國際方針，進一步推行盲動政策。湖南農民運動中，那些“賭錢打牌四業不居”的遊民一律被當作“革命先鋒”，而由這些先鋒的主宰的“農民協會的天下”，究竟會發生何等事體，便可想而知了。須知，“矯枉過正”乃歷史現象，“矯枉必須過正”造成農村恐怖現象，則純屬倡導者的主觀精神，極易助長群眾運動的自發無序。如果說，退浪妥協等右的錯誤令蔣介石為首的新右派有恃無恐，那麼，“左”的過火蠻幹則會授人以柄，導致國民革命聯合陣線的破裂。大革命何以失敗，“左”乎？右乎？似可重新估定。被譽為孫中山三大政策的聯俄，聯共（實為容共），扶助農工，孫中山有他明確的限定，即聯俄而不實行共產主義，；聯共而不違背三民主義；農村應該實行耕者有其田，但反對以暴力奪取土地，城市工人減工時，增工資等要求不能過高。北伐戰爭中，蔣介石的溫和面目對外向列強示？對內團結中派，反對共產黨的暴力奪取土地，反對農民協會肆意捕人殺人，反對城市工人運動的過火行為。在這種狀況下，即使孫中山健在，國共合作也難以維持。有人說，孫中山規定的界限也可以突破。是的。但要看客觀和主觀條件如何。如果沒有強有力的政權，沒有強大的軍隊，沒有經驗豐富的幹部，沒有可以依託的北固根據地，就空談實破已經國共兩党達成共識的政策界限，無異于白日說夢，自招損毀。
近讀王學泰所著《遊民文化與中國社會》一書，得以知道中國自古以來尚有另一個被史家所忽略的由遊民群體組成的遊民社會及其類同”三國氣“”水滸氣”的意識形態。據王學泰所論，遊民主要是指那些脫離當時社會秩序的人們，居所不定亦無固定謀生手段，多在城鄉間遊動。其中大多數人存過冒險生涯或艱辛經歷。遊民多數以出賣勞力為主，也有不農不工不商不傭四業不居，而以不正當手段牟取財物者。遊民中包含少數流氓地痞等腐敗分子。一些知識份子突破宗法網路，流浪於城鄉，生活極不安定，也沾染遊民習氣。其中有些遊民知識份子便成為遊民通俗文學的創作者。遊民意識，具有強烈的反社會性，鬥爭性、團夥性和野蠻殘酷性。《三國演義》《水滸傳》等，是遊民意識的文學載體。遊民武裝撫爭多取法於這兩部作品。李逵的橫衝直撞殺人放火，為遊民所欽羨；關公的忠心義膽誓共生死，則是遊民最高的道德典範。中國近代農民起義中的先鋒和統帥人物，大抵是由遊民中的勇敢分子和遊民知識份子擔當的，如陳勝、吳廣，如黃巢，如朱元璋，如半遊民的小知識份子洪秀全等。他們在野倡亂時鼓吹平均，登上皇位後即使行專制，兩者結合，一身二任，正是歷代動亂不止和腐敗長存的根源。中國現代革命實際上是一場農民革命，在長達數十年的革命過程中，它是不是也受到了遊民意識的影響與侵蝕呢？（1927-1928年間）發生在農村暴動中的“燒、燒、燒”，“殺、殺、殺”使小資產者破產，從而變成無產者，以強制他們革命的政策，是不是也有遊民意識在作崇呢？十年“文革”中的“造反有理”論，“鬥爭哲學”論，以及由這些理論煽惑而起的舉國若狂的“天下大亂”，不也是遊民意識的大表演大破壞嗎？
遊民文化的研究，對於史家考察中國的傳統和現實，無異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王學泰引用邵燕祥的一段感慨說：
從綠林剪徑到占山為王，嘯聚成群揭竿而起的農民，在古代就都是“封建社會發展的動力”，或登諸史書，或寫進說部，眾口一辭譽為英雄好漢。遲至民國年間津浦路劫車的孫美瑤，在今人的筆底也還網開一面。怎麼到了今天，離鄉的農民，失業的民工，稍涉搶掠，攔路生財，一下子就淪為車匪路霸得到駡名呢？
是施耐庵之流美化了強盜，還是古今道德有多重標準？抑或書中人物不可與現實角色相提並論呢？（5）
王學泰指出：“的確，這是一個令人思考的問題，我們對待同一問題不能有雙重標準。邵先生所例舉的種種現象說明我們的一些評論是古今兩失的，足以促進我們的思考。“（6）
邵先生批評今人對歷代農民起義頌揚過度，甚至把民國時期攔路劫車的匪類，也當作壯舉加以吹捧。人們不必誤會邵先生的真意。他絕對沒有把今天的車匪路霸當成英雄好漢，而只是不贊成為了歌頌現代史上的民主革命而一味拔高歷史上的農民造反或遊民抗爭。王先生所說時下評論者所持的”雙重標準“的思維定勢，恰恰是造成某些文史評論中“古今兩失”現象的重要原因。邵王二位儻論，確有令人耳目一新之感。
幾十年來，學術論爭中的不正常風氣，其源羞出於政治生活的不正常。和風細雨的批評，往往被殘酷鬥爭所代替。動輒視不同的意見為”反黨”、“反革命”，諸如胡風“反革命”集團，丁陳“反黨”集團，彭賈張周“反黨”集團、彭羅陸楊“反黨”集團、劉鄧“反革命司令部”分子一？揪出，人們不吝用最惡毒的語言文字加以貶斥和謾駡。事實證明，那些罪名全屬子虛烏有，強加於人。而其造成的人心分離，社會動盪，卻是十分嚴重的。
政治鬥爭影響及於學術論爭，動輒視一方為“別存用心”“否定”什麼主義、“反對”什麼思想，上綱上線，加以嚇人的政治帽子。長期習慣以勢制人，便難以在論辯中保持說明事實、講清道理的平靜心態。即使今天，某些論戰文章或批判文章中仍舊不時出現其勢洶洶的尖刻辭語，連篇累牘，反復不已，不勝其煩。有人說，這完全是“文革”派仗中慣用的大字批語言。信哉斯言！“文革”已經過去近三十年，我們的秀才們還拾拾那些陳辭舊調，刻意摹仿那種呼風喚雨指天劃地的所謂氣勢，而忽現論辯文章的說理和文采，其作用如何不言自明。不要說它制“敵”無方，即使對一般讀者，它的說服力也是大打折扣的。讀者一看你文章反復出現的雷同的刺耳的詞句，一聽你那危言聳聽叫囂謾駡的語調，便會生厭，拒絕閱讀，拒絕收聽或收視。任你文章本意再好，也無法拉近讀者，更不要說能說服讀者，戰勝”敵人“了。
朋友們，還是多讀一點兒書，多講求一些寫作方法，多一些平常心，多去理解人，理解讀者乃至“論敵”的判斷力吧！
二OOO年七月五日寫于京東水南齋燈下
注釋：
（1）胡適致陳獨秀信，1917年4月9日。《新青年》三卷三號。
（2）朱莊《毛澤東與胡適》，《人物》1999年11期。
（3）（4）胡適《信心與反省》、《請大家來照照鏡子》。《胡適作品集》，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6年版。
（5）（6）王學泰《遊民文化與中國社會》，學苑出版社199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