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獨秀研究第2002年第2期

“東方時空”不說假話——陳獨秀研究會協助中央電視臺拍攝《陳獨秀》

中國近現代史“史學前沿”講授團成立

中國學術民主有所進步——本刊對新黨史的評論受到有關部門重視仲石

大陸史學界撥亂反正廖化

寫中共黨史如何遵照兩個“歷史決議”——二讀新黨史，想起胡喬木唐寶林

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從普、列、盧、陳、瞿最後的話說起靳樹鵬來信來電

公道在人心中國有希望——《讀新黨史，哭胡繩》反響強烈

附：搭個梯子讓樓上的人下來原八路軍劉鄧司令部參謀劉君

陳獨秀問題是解讀20世紀中國的一把鑰匙遼寧大學原校長馮玉忠

莫道浮雲終蔽日嚴冬過後綻春雷華東師範大學教授季甄馥

觀書老眼明如鏡論事驚人膽滿軀遼寧省建設廳離休幹部靳樹鵬

對新黨史不必太挑剔日本東京大學中國訪問學者陳新

慶倖陳獨秀的歷史貢獻在被認識法國政治學院國際研究所高級研究員程映湘

口述歷史陳獨秀介紹我父親加入共產黨——九十自述劉雅清

書訊：

唐寶林著《陳獨秀全傳及平反歷程》預訂登記

“東方時空”不說假話

——陳獨秀研究會協助中央電視臺拍攝《陳獨秀》內情

記者莎莉報導：2002年2月23日，中央電視臺終於在第一頻道播出東方時空欄目早已拍攝好、卻遲遲沒有播放的《陳獨秀》歷史專題片。但是，本該是反映他曲折一生的片子，卻只放了一個片段：“陳獨秀1921”。許多人表示不解，為此記者採訪了協助拍攝該片的陳獨秀研究會執行會長唐寶林，他透露了以下一些內情：

早在三年前，東方時空“百年人物”組籌拍《陳獨秀》之始，就通過本會顧問徐亦孺先生找到我，我向他們提供了大量有關陳獨秀的文字、圖片資料，特別提供了南京大學奚金芳教授製作的幻燈片《一代偉人陳獨秀》(所以電視片末尾打出協作單位“陳獨秀研究會”和“南京大學的字樣)。同時，我又向他們提供了到上海、安慶、江津、南京等陳獨秀活動地採訪線索。該片在1999年已經拍攝完成，原準備紀念建黨80周年時播放，後拖到2000年3月，又延至1月，整整2001年也過去了……皆未能播出。直到今天播出，還欲抱琵琶半遮面，真正是姍姍來遲。像送大姑娘上轎，怎麼把她打扮得大家都能接受，可把攝製組為難死了。因為這三年，在陳獨秀問題上，正是維護錯誤的傳統觀念與求真求實的精神，反復較量的三年。過去是錯誤觀念占絕對優勢，一統天下，現在是求實精神得到弘揚，而在這個片子裏基本上沒有假話，沒有錯誤的傳統觀點。情況是，直到片子播出前幾天，攝製組還來電話與我協商，說陳獨秀這個人物現在很敏感，有些問題怎麼處理，他們沒有把握，聽聽我的看法。

我坦率地向他們介紹了這幾年學術界研究陳獨秀取得的進展，提到了中央黨史研究室新

出的《中國共產黨簡史》在陳獨秀問題上的重大突破和遺憾，特別介紹了同為電視產品的電

視劇《日出東方》大革命前13集處理陳獨秀的情節，基本符合事實，也得到各方認同，可以

借鑒。問題也是出在把大革命失敗完全歸咎于陳獨秀一個人身上，真是胡說八道。這一史一

劇，都得到“五個一工程獎”，說明其中正確的部分完全可以宣傳。那麼那些錯誤和虛假的部分，或用中性詞有爭議、敏感的部分，怎麼辦?我說就看你們的膽識了。我充分理解他們作為最高喉舌的處境，於是出了這樣一個折中的主意，如果你們既不想冒說實話真話的風險，又不想說假話謊話遭受譴責，只有一條路：回避那些有爭議的敏感問題，以毛澤東在七大預備會議上說的“陳獨秀是五四運動時期總司令”和“建黨有功”那段話為指導思想，集中播放《新青年》、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宣傳馬克思主義、建立中國共產黨、領導共產黨初期的工作這段歷史。時間到1922年被捕為止。這樣就把陳與共產國際關係、“右機”及後期問題全回了。最後，我送給了他們最近幾期《陳獨秀研究動態》和《簡報》，特別指出他們應關注的幾篇文章：《請尊重歷史》(是南陳北李，不是南毛北李)、《重大的突破，深深的遺憾》、《漫談陳獨秀》(曾彥修)以及評論《日出東方》的幾篇文章及來信。

就這樣，中央電視臺在這部片子裏，終於達到了不說假話的境界。即在所謂有爭議的問

題上，雖未說真話，也未說假話。最重要的是，在觀眾中，樹立了—個歷史巨人的形象，實現了“把陳獨秀當作正面人物來寫”的起碼史德。這對於舊傳統來說，無疑是一個重大勝利了。

宣傳真實歷史糾正傳統錯誤

中國近現代史“史學前沿”講授團成立

為了貫徹與時俱進、求真求實精神，講述真實歷史，糾正傳統的錯誤觀念，陳獨秀研究

會組織的“中國近現代史‘史學前沿’講授團”日前正式成立。現將第一批成員公佈如下，

歡迎各地院校、機關、團體等有興趣的有關單位根據自己的需要，選擇邀請其中的學者前往

講學。學者的往返交通費及住宿費，由邀請單位報銷。講授日期及酬金，雙方協商而定。為

了支援西部大開發，西部地區邀請，酬金優惠。同時，歡迎各地學有專長的學者(不問職稱

高低，只要學有專長)報名參加講授團，不限於歷史，可包括其他學科。報名時需提供：姓

名、性別、年齡、健康狀況、職稱或專業成就證明、代表作一、二部(論文或專著均可)、能

講授的講題及所需課時(一般每人可報兩個課題，每個課題講2—3小時)、所需最低限度酬

金(元/小時)。聯繫人：100006北京王府井大街東廠胡同一號近代史研究所唐寶林。

中國近現代史“史學前沿”講授團第一批學者名單姓名職稱講題(每題講2—3小時)

丁守和研究員傳統文化與文化傳統民主與科學不可分，民主與民本必須分

陳鐵健研究員、博導 20世紀中國研究近現代人物研究

楊天石研究員、博導孫中山研究的幾個問題蔣介石研究的幾個問題

楊奎松教授、博導新中國外交風毛澤東研究的幾個問題

彭明教授、博導五四運動研究中國近代政治思想史的幾個問題

王檜林教授、博導一次、二次革命論、不斷革命論與革命發展階段論的統 “九一八”後中國形勢變化與各黨派

鄭則民研究員國民黨南京政府研究關於蔣介石的若干問題

馬連儒編審、教授論蔡和森與陳獨秀中共兩個歷史決議比較研究

肖生教授第一次國共合作史研究中共建黨史研究

郭立田哲學博士蘇聯瓦解的教訓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再認識

唐寶林研究員陳獨秀與託派問題的撥亂反正重新認識馬克思主義

雷頤研究員被延誤的現代化(1840- 1978) 中國現代知識份子的命運

本刊對新黨史的評論受到有關部門重視

中國學術民主有所進步仲石

新年到，辭舊迎新，人們總要回顧、展望一番。對於思想界和知識份子來說，今年新年

一個最大的特點是，中國學術民主正在進步。這是中國改革開放20年經濟高速發展的必然結

果，更是中國捲入全球化、加入WTO的必然結果，任何力量都阻擋不了。幸運的是，黨中央

反對教條主義、反對本本主義、與時俱進、理論創新思想路線的提出，加速了這個過程。就

本會本刊涉及到的幾件事，就可以深切感觸到這個時代脈搏：

第一，去年3月，本刊第23期《陳獨秀研究動態》刊出吳江同志文章《今天怎樣看馬克

思主義》，提出了重新認識馬克思主義的問題，以擺事實，講道理的思辯方法，對流行的傳

統觀念提出了一系列嚴重挑戰。然後，發生了兩方面完全不同的強烈反應。擁護者，爭相傳

閱(並有不少複印者)，奔相走告；反對者對我們施加壓力……某出版社，只見前者而不知後

者，突擊出版一書，將該文原封不動收入，迅即也受到壓力，甚至有人要他們主動檢討，以

備不測。正猶豫間，七一講話發表，該文正適應反對教條主義，反對本本主義，與時俱進，

理論創新的時代需要，致使該書成為近年來少有的理論暢銷書。而且至今還名列暢銷書排行

榜前列，出版社多次加印。

第二，中央某機關，對本刊上期發表的《重大的突破深深的遺憾——讀新黨史，哭

胡繩同志》一文，採取了極為重視的態度，並讓正在等待出版的《中國共產黨歷史》(三卷本)

認真參考。這表現了新一代黨史領導人對不同意見的民主作風。不像過去，老虎屁股摸不得

，動輒以“反黨反社會主義”打擊報復。

第三，徐葵同志《寫文章豈能傳播和維護假材料》一文，向某個很有權勢的權威人士的

惡劣學風公開提出批評，此文在一般公開的刊物和本刊上發表後，沒有受到壓力和打擊。

第四，兩個專門以棍子打人的刊物終於在正義力量譴責下，被迫“自裁”，為進步力量

的成長掃清了一大障礙。但是，以“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方針而言，此刊若能愧汗知返，只講其特殊的事實和道理，還是應該歡迎它重新加入學術之林。

雖然，這些進步並不如人們期望的那麼大，來得也太遲，但它畢竟是來了，有了一個開始。必將如陳獨秀所預言的那樣，以更大的步伐，邁向民主社會主義的光輝未來。

大陸史學界撥亂反正

廖化

大陸的陳獨秀研究會所出版的《陳獨秀研究動態》，分別在2000年的19期及今年初的23期發表了一些饒有意義的報導與文章。19期上面《世紀末的學術盛會》的報導說：“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主編的《中國共產黨歷史》修改稿已經決定糾正‘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路線導致大革命失敗’的傳統觀點。”

文章又報導了1999年底召開的“陳獨秀共產國際研討會”，說研討會“通過熱烈討論，在一個重大問題上達到了共識：新近公佈的聯共(布)、共產國際關於中國革命的檔案資料表明， 1923-1927年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中國大革命，實際上是在‘國蘇合作’的條件下進行的， ‘國共合作’只是個陪襯。……在此期間，聯共政治局會議專門討論中國革命問題122次，作出了738個決定，指導中國大革命的路線和方針、政策，全部來自莫斯科，並且由莫斯科派駐中國的代表、顧問親身執行，只有一小部分在他們的代表嚴密監督下由陳獨秀為首的中共中央執行。現已查明，一些重大事件(如過去被定為‘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主要罪狀的‘中山艦事件’和‘黨務整理案’上的退讓)是由莫斯科代表在未徵求中共中央的意見的情況下直接處理，然後把嚴重的後果強加在中國共產黨的頭上；陳獨秀和中共中央曾經加以抵制，但是沒有成功。……過去黨史著作上說的‘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和投降主義路線’歷史上是沒有的；它是1927年 7月上旬史達林面對大革命失敗無可挽回的形勢，文過飾非而尋找替罪羊的產物。”

對海外研究者與讀者而言，這些觀點本身並不新鮮。幾十年前就已經有美國學者Lee Feigon 的陳獨秀傳及旅美華人學者郭成棠的《陳獨秀與中國共產主義運動》指出這些事實。雖然當時海外有關蘇共與共產國際的史料大大不如今天豐富，但畢竟所能看到的已經不少；況且，因為學者在海外(某程度上可包括香港)享有相對的學術與議論自由，所以能夠百家爭鳴，在這個情況下，像中共過去那樣純粹污蔑咒駡的“官史”不可能立得住腳。中共黨史研究室的觀點不新鮮，但是卻又意義重大，為什麼呢?因為這代表大陸史學界那股撥亂反正、重新研究歷史真相的健康力量，在經過十多年的醞釀積蓄之後，正在逐漸勃發興旺。

幾十年來，中共對於陳獨秀與託派，只有純粹的污蔑。這種鋪天蓋地的謊言達到了這種程度，老一輩中知道真相者莫不違心幫助宣傳，而且沒有經驗的新一輩者則完全接受。這種局面直到改革開放之後才逐步改變，但真相的顯露還是困難重重。1979年之後，已經不再罵陳獨秀是漢奸及拿日本特務的錢了，但是那種成王敗寇思維還是占上風的，所以依舊罵他是右傾機會主義葬送大革命；1984年之後，史學界承認共產國際的政策也要負責任，但是陳的右傾罪名還是硬要他戴上。《陳獨秀研究動態》的主編唐寶林先生是近年比較客觀公正去研究陳獨秀的研究者，但是他在1989年出版的《陳獨秀傳》下卷時仍不得不各打五十大板說：“說到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的影響和作用，應進行具體分析，既要肯定它的歷史功績，也要研究它的缺點錯誤。但是，階級聯盟即統一戰線政策的制定，並不是錯誤，而是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的貢獻和功績。至於它在國共合作領導權問題上的右傾錯誤，是大革命失敗的原因和條件之一，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陳獨秀。過去檢討大革命失敗的原因，完全歸咎與‘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 ‘太著重了個人責任’，是不足取的，而且‘六大’也有所糾正。但身為党的總書記，反過來把責任完全推給共產國際，說他本人原來是完全正確的，錯誤都‘來自國際’，是‘遵守國際紀律’，‘服從國際命令’的結果，這也不是實事求是的態度。”(32頁)

但是各種各樣的因素都在動搖著這種官修史學的立場。首先，凡是謊言都有其邏輯：小謊言不去糾正，說謊者就只有用更大的謊言去遮掩，最後演變為彌天大謊。史達林、毛澤東有關蘇聯與中國革命的謊言也是這樣。但彌天大謊只是沙上堡壘。一旦其中一塊小謊言給糾正了，整座謊言之堡就要早晚崩解的。再者，國內外形勢也在加速著史學界的重新思想。一方面是蘇聯陣營的崩潰，另一方面是中共各級官員的腐敗越演越烈，日益遠離中共最初宗旨，在促進有思想的知識份子對傳統官學提出種種懷疑。近一兩年來，知識界圍繞著所謂“自由派與新左派”的爭論，標誌著知識份子的獨立探索進入了一個新階段。在史學界，這種批評精神也有了新發展。唐寶林先生在第19期的《陳獨秀研究動態》發表了一篇長文(後來收在新苗出版社的《陳獨秀與共產國際》一書內)，題為《聯共檔案揭開中國大革命真相》，所說的恰恰同11年前所說的相反。文章質疑共產國際要中共加入國民黨的做法(這不是我原意，我至今認為1922年中共加入國民黨的策略是對的——唐)，承認陳獨秀之要求退出國民黨、實行黨外聯盟是無可非議的(前提是在合作發生危機時——唐)。關於革命失敗的責任，作者更指出：

“在大革命中，陳獨秀為首的中共中央獨立領導中國革命的實際權力和工作範圍是很小的。大量工作實際上是在‘國共合作’的前提下進行的。共產黨的一切工作也必須服從‘國蘇合作’的方針。‘合作’應該是平等互利的。‘國共合作’對於共產黨來說一開始就是不平等的，而且蘇聯一直以犧牲中共的利益來實現‘國蘇合作’。所以，在大革命中，真正的國共合作是沒有的。有一種說法，說過去中共不批判史達林和共產國際在中國革命中的錯誤，是因為莫斯科的路線是我們共產黨執行的，所以我們中國人應該負責。這種說法至少是不全面的。以下的論述證明，許多具有決定意義的政策是莫斯科的駐華代表親自執行，許多重大事件也是他們親自處理的，然後把嚴重後果強加給中共中央。”

這不能不說是一個顯著進步，不過，這畢竟是漫漫長路的第一步而已。陳獨秀的“右傾投降主義”的欲加之罪糾正過來了，可是，有關他後來又成為託派運動的領袖這一點，以至對中國託派的評價，卻還是給無數謊言的迷霧籠罩。在1979年之前，託派一直被中共污蔑為“暗害者”、“反革命”、“日本特務”。到了80年代末，這些指控已經基本不提了。但是，為了證明中共在1952年無理逮捕及長期拘禁託派始終正確，許多人還是任意給託派加上各種次一級的罪名。所以，一些研究託派的學者在評價陳獨秀加入託派的時候，總是“理所當然” 地視陳這樣做為“誤入歧途”，是其政治生命的污點，而絲毫不去懷疑，這種論證方法究竟算不算是證據。王觀泉先生的《被綁的普羅米修士——陳獨秀》沒有成王敗寇的成見，兼且是一部力作，水準大大高於國內許多其他著作，但是該書卻不能在大陸出版。

託派的綱領是對是錯，這自然可以爭論，不必亦不能定於一尊。立場大可不同，事實卻要尊重。可是，不僅中共當局仍沒有打算平反多年來加到託派頭上的不實罪名，而且有關託派的文獻大部分仍被列為禁區，不能出版，實際阻止歷史真相大白於天下。這不能不說是學術研究與探索歷史真相的最大障礙。(原載香港《先驅》雜誌200 1年第59期)

(唐寶林注：本人讀了共產國際、聯共中央解密檔案資料後，對“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與 “右傾投降主義”的觀點是有較大的改變，但並不認為陳獨秀本人沒有錯誤。而且，至今仍認為託派的綱領是錯誤的，陳獨秀與其結合是“誤入歧途”。但在民主問題上，陳獨秀有飛躍。恰恰在這點上，陳與託派有分歧。托洛茨基和託派是向別人(史達林)要民主，自己卻是“極端無產階級專政論者”。托洛茨基主義的理論核心是“不斷革命論——無產階級專政論”。毛澤東也是只向別人(蔣介石)要民主，自己掌權後就……所以外國學者認為1949年以後毛澤東搞的那一套，是半托洛茨基主義。)

與時俱進告別錯誤傳統觀念

寫黨史如何遵照兩個“歷史決議”

——二讀新黨史，想起胡喬木

唐寶林

中共《簡史》出版後，在一些高級權威人士中引起一片讚揚聲，這是可以想像的。但是

在2001年7月20日人民大會堂舉行的座談會上，竟出現這樣一種奇怪的聲音，說簡史“嚴格

遵照兩個‘歷史決議’對黨的歷史的論述”。這就讓人摸不著頭腦了，不知是讚揚，還是諷

刺。因為“兩個決議”是複雜的文件，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不能簡單地用遵照不遵照來衡

量是非的。這要從胡喬木說起：

胡喬木這個人，也比較複雜。因為他長期擔任毛主席秘書，又長期主管党和國家的意識

形態工作，所以在這個領域裏具有“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權威性。因此，他做過一些好

事，甚至在毛澤東的業績中，也有他的貢獻。但他也或奉命而作，或挾天子以令諸侯，幹過

不少錯事甚至壞事，特別是整過、害過不少有思想的民族精英。一位很有見解又敢於直言的

老共產黨員，過去是他發展入黨；後來“以言定罪”挨整時，又是他勸其退黨。成為笑淡。

周揚同志，談異化，本來是一個可以討論的學術問題。在高壓下，周揚已經作了檢討。古今

誰人無過錯。可是胡喬木就是揪住不放，一直把他整成植物人。現在二人雖已作古，某出版

社出版《周揚文集》，某人卻說“不准發行。”是不是胡的陰魂不散，文字獄要搞到鞭屍的程度。對於陳獨秀問題，他更是……1984年4、5月間，他得知人民出版社要出版陳獨秀文章選編，就把出版社領導人找去，怒聲訓斥道：你們好大膽，竟敢出陳獨秀的文集!知道陳獨秀是

什麼人嗎(竟把人民出版社的領導人當成不知陳獨秀為何許人也的弱智者，聞者當場暗笑

而不敢出聲)?他是託派頭子!知道託派是什麼東西嗎?託派是漢奸、反革命(都到1984年了，

還拾30年代史達林、王明、康生的誣詞牙慧。1991年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為第2版《毛

選》注釋時，承認託派是抗日的，過去說其是漢奸、反革命是受了蘇聯的影響)!所以，在稍

有良知的中共高級幹部中，對胡喬木都頗有微詞。在選舉中顧委常委時，做了許多工作才把他選上。如何評價胡喬木?不是本文的任務，這裏要說的是，他也有如上期本刊《哭胡繩》中

所說的“晚年說點真話”的現象，對1945年第一個“歷史決議”的評價，就是一例：

《決議》在黨的政治生活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這個《決議》也不是沒有缺陷的。一是對毛主席過分突出，雖然以他為代表，但其他人很少提到，只有一處提到劉少奇，稱讚他在白區的工作(可是，文革中，劉少奇也被毛打倒了，戲弄了這個《決議》；文革後，又公認毛主席也有錯，《決議》更站不住腳，如何“嚴格遵照”——引者)。在《決議》中，其他根據地、其他部分的紅軍也很少提到。文革時就造成一個結果，好象一講農民運動，首先就是毛澤東，其實，在毛主席以前有些同志已從事農民運動，農民運動講習所也辦了幾期，不能說党不重視農民運動。茅盾回憶錄也說武漢時期反對陳獨秀與共產國際路線( 應該說陳獨秀違心執行共產國際的路線——引者)的人很多，這是事實(《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67—68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一位學者在中共中央黨校講授“黨的兩個歷史決議比較研究”時，根據胡喬木這段話總結出這個決議第一個缺陷是“四多四少”：講毛澤東多，講其他党的領導人少；講紅一方面軍多，講其他紅軍少；講中央根據地多，講其他根據地少；講紅區鬥爭多，講白區鬥爭少。試想想，如果遵照這個決議寫黨史，會是什麼樣子。現在已經公認，1949年中國民主革命的勝利，是全黨全民族奮鬥的結果，決不是一人、一軍、一地、一區的功勞。

第一個歷史決議的第二個缺陷是以“路線鬥爭為綱”。路線對，一切都對，路線錯，一切都錯。這是學史達林主持編寫的《聯共(布)簡史》的寫法。以上“四多四少”，實際上是只有一個人正確，對毛澤東搞個人崇拜。在這個意義上說，這個決議是中共個人崇拜的濫觴。實際上，毛澤東是一貫正確、一切正確嗎?社會主義時期不說，民主革命時期也並非如此。別的不說，肅清AB團和延安審幹，多少黨內精英倒在“自己人”的槍下。別的領導人是不是一切都錯?包括被決議點名和未被點名的陳獨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博古、張聞天、王稼祥、蔡和森、彭述之、羅章龍、張國燾……從“路線鬥爭為綱”到“階級鬥爭為綱”，給中國革命和建設帶來多少曲折。所以，鄧小平在主持起草第二個歷史決議時，堅決擯棄第一個決議路線鬥爭為綱的原則。他說：

我們不提路線錯誤，是考慮到路線鬥爭、路線錯誤這個提法過去我們用得並不準確，用得很多很亂。過去我們講黨的歷史上多少次路線鬥爭，現在看，明顯地不能成立，應該根本推翻的(在1981年6月22日十一屆六中全會預備會期間的講話)

過去常說十次路線鬥爭，現在應該怎麼看?彭德懷同志那一次，不能算了。劉少奇同志這一次也不能算了。這就減少了兩次。林彪、江青是反革命集團。陳獨秀，還有瞿秋白同志、李立三同志這三個人，不是搞陰謀詭計的(在1980年3